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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第2页）

中国古代的史官有&ot;秉笔直书&ot;的好传统，成为后世史官竞相继承的品藻和史德。

他们都知道&ot;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ot;，&ot;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ot;（刘知几：《史通》）。

因此，对帝王们的言行，随时都要记录下来，不管你&ot;举&ot;得对不对，都要&ot;直书其事&ot;。

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说真话，不说假话。

&ot;宁为兰摧玉折，不为萧敷艾荣&ot;，绝对不能&ot;兰艾相杂，朱紫不分&ot;。

帝王和史官，一个要&ot;自称我长&ot;、&ot;掩恶扬善&ot;，一个要&ot;直书其事，不掩其瑕&ot;；一个要文过饰非，一个要&ot;君举必书&ot;；一个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一个要对后人&ot;申以劝诫&ot;。

两种目的，两个标准，南辕北辙，形成两种力量的尖锐矛盾和较量。

较量的结果，常常是权力压倒亢直者，屠刀强过笔杆子。

在封建君主专制下，史官们屡遭厄难，原因就在这里。

刘知几著《史通》，对古代史官建置的起源与演变，有详细记述。

他认为史之为用，是&ot;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ot;的大事。

假如没有史官，就会善恶不分，是非不辨，功过不清，结果是&ot;坟土未干，妍媸永灭&ot;。

宋代文天祥的《正气歌》里就有两个典故：&ot;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ot;。

说的就是两个著名史官的故事。

董狐，是春秋时期晋国晋灵公在位时的一个史官。

晋灵公年纪很轻就继位为国君，不但幼稚，而且骄横。

例如他在高台上用弹弓射击行人，以此取乐；他的厨子因为煮熊掌煮得不合他的口味，他一怒之下竟然把厨子杀了。

对晋灵公的胡作非为，国相赵盾屡次谏诤，可是晋灵公不但不听，反而要杀赵盾。

在这种形势下，赵盾只得逃出都城，到外地避难。

这时，赵盾的同族赵穿举兵杀死灵公，然后把赵盾叫回都城，另立晋成公为国君，赵盾继续担任国相，主持国政。

对这一件事，晋国史官董狐认为，杀死灵公的真正责任者应该是赵盾，所以就直言不讳地在史册上记下：&ot;赵盾弑其君&ot;。

赵盾见了，大为吃惊，解释自己并无弑君之罪。

董狐说：&ot;你身居相位，出去既没有走出国境，回来也没有惩办凶手，这弑君的罪名，不是你是谁呢？&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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