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感谢一年来始终关注《边境插队手记》的博友，假如不是你们的鼓励，我会觉得无趣而半途辍笔的。

其间包括一些博友一直在帮我纠正文中的错别字，以至于这篇《边境插队手记》尽管文笔平庸，但差错率却相当的低。

这，足以让我欣慰了。

作为知青运动的结尾，我想有个大背景还是应该了解一下的：插队知青的&ldo;病退&rdo;，只不过是全体知青大返城潮流的前奏，在前奏与大潮之间有这样一个导火索。

1978年12月10日，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决定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并在&ldo;试行草案&rdo;中规定，今后各国营、军垦农场的知青不再纳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而作为一般的农场职工对待……

这个消息犹如一根导火索，点燃了知青中长期压抑的不满情绪。

于是以云南知青请愿方式开始、以黑龙江&ldo;今夜有暴风雪&rdo;方式结束的全国知青大返城，就如黑龙江上淌冰排那样汹涌澎湃，冰裂、断层、挤推、撞击……就像当年这些学生从城里集体消失一样，短短的半年，到1979年上半年，知青的千军万马也从农村忽拉一下消失了。

这个与&ldo;文革&rdo;开始和结束的时间都相应延迟了两年多的上山下乡&ldo;一片红&rdo;，终于成为历史。

从此以后，共和国不再会有中学毕业生集体全部下乡的极端；恰恰相反，在知青的返城潮过后，是规模更大的数千万农民的进城打工潮。

即使那些至今还&ldo;无悔&rdo;并高唱着&ldo;知青精神万岁&rdo;的过来人，想必也不会逆潮流而动，让他们的子孙去重蹈覆辙了。

熟悉我的朋友经常会问我这样的问题：文中的某某是谁呀？

我只能这样回答：作为纪实性小说，文中大部分人已经被我拆分和重叠，连我自己也分不清谁是谁了，但当年农村的细节却是真实的并保持着新鲜的气味。

我在文中只对个别人保持了原样的记录，其中的&ldo;汪永德&rdo;就是。

他的真名叫江财妙，他回上海搞病退后，我在哈尔滨上大学，一直没见过他。

一晃几年，有一次回上海探假，我向知青打听。

知青告诉我：他得胃癌死了。

在悲哀的伤痛中，让我唏嘘不已的是：曾经的&ldo;浪子&rdo;江财妙，返城顶替父亲进了公交公司当售票员，道地的东北普通话，加上热情的服务，还有对公交车上小偷的敢于斗争，使他获得过上海市公交系统的劳动模范，他真的做到&ldo;回头金不换&rdo;了。

剩下活着的，我只能从心里祝福而不愿意再惊动他们，因为并不是每一个知青都愿意回头去捡拾那段生活的。

曾经的插队战友，只有少数后来当官、当教授、经商，成了现在社会上一部分活跃的人群；大部分却沉淀在社会的最底层，日子过得并不理想。

这是个一开始就没有统一目标、到后来又各自分飞的群体。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边境插队手记》也只是个人的经历，并无代表意义，唯一的价值就在它是纪实的。

作为这段&ldo;前无古人后无来者&rdo;的亲历者，我有幸保存了当年的手记，扔了可惜，故缀成一册，供现在喜欢的人闲时一阅，也供将来的研究者作为参考。

为了《边境插队手记》的完整，我还想作一些如下的后记：

记得我初考完从县城返回生产队那天，副队长老吴和我一起蹲在地头，他说：&ldo;听到了小麦拔节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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