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阳这时候已经进入了夜晚，可这里依然有着明晃晃的光照。

陪同我来的是青海石油局的文联主席，还有一位新闻干事。

文联主席是老同志，其实也不过50岁。

但是，花土沟没有老年人，50岁的人在这里就是老大爷。

新闻干事是位30来岁的北京人。

他的父母都是当年从部队上下来到了柴达木的。

那时候，他留在北京姥姥家。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13）

中学毕业他来了柴达木。

几年前，父母退休回到北京而把他扔在了柴达木。

我说他是被父母抛弃了两次。

我问他为什么不回北京，他想了想说，回去已经不适应了。

适应柴达木的人已无法适应城市。

而作为一个从小生活在北京的年轻人，是怎样适应了柴达木呢？

我们第一站到了电视台。

花土沟的电视台较之城市的电视台多少有那么点土气。

这是指那些土色的平房而言。

但是，这里工作的记者和编辑一点也不比我们城市的电视台工作者土气。

我们到的那一天正好是三八妇女节，电视台里找不到人，都到酒店去过妇女节了。

我们借着妇女的光也赶到了酒店。

柴达木人没有不能喝酒的，他们对人的全部热情也表现在劝酒上。

尤其他们听说我是只东北虎，就更是频频举杯。

电视台总共有五个人。

播音员一人，记者编辑二人，司机一人，台长一人。

除了台长外，其余人都是轮换着。

短则半年，长则一年。

台长很热情，看上去有40岁，其实，他才35岁。

整个酒桌上除了文联主席，还没有一个人比我年龄大。

席间，我问过台长想不想离开这里。

他很诚实地说当然想了，可是，他继而又摇了摇头。

他妻子是税务所的所长，工作干得相当出色。

台长说难就难在妻子的工作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