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更多想的是这件事情的背后。

或许我们的领导一而再再而三地找我，也并非是他们自己的本意，他们也是受人之托。

而这种始终抓住，始终希望通过行政手段来做我工作的人，怎么不会想想刘元举是个作家，他不是个想往上爬的人，他不会因为行政干预而放弃原则放弃尊严！

他是个有思想有见地的人，他是个有着坚定的人生追求的人！

如果我知道这个打电话的人是谁，或许我会义正词严地告诉他我的想法，我可能会与他进行一场关于知识产权、关于是与非的激烈辩论。

我还想问问他，张建伟为什么不认错？他不认错你为什么偏偏想让我退出让我放弃让我吃哑巴亏？你这样岂不是害了他吗？我还要问问他：世上有这个道理吗？你的东西被人家偷了，你还得高姿态，你还不能追究偷你东西的人，追究了就不利于安定团结！

抄袭人家作品的人，不就是文盗吗？其性质与小偷何异？

妻子一向是个息事宁人的人。

她身体不好，神经脆弱，经不起一点压力。

尤其她总是替我担惊受怕。

这种担惊受怕始于我第一次去闯荡黄河源时。

那一年是1988年。

那时候，是我人生的低潮时期，工作生活多方压力搞得我心灰意冷，就好像命运之神变着法儿作弄我。

我们结婚就没有房子住，住在办公室里，颇有点苟且偷生之感。

好不容易给了房子，却是在边远的新乐小区而且是一楼，厢房。

那个房子格局十分不合理，一条走廊曲里拐弯，我在不足四平米的小屋子里写作。

屋子里采光不好，白天也得开灯。

这种极度狭窄的空间带来了我内心与日俱增的压抑与憋闷。

终于我决定走出去透透气儿了。

我去往黄河源时，没有告诉妻子。

她只以为我是因工作需要去西安组稿。

确实我头一站去了西安，住了两天，从西安坐上了去往西宁的列车。

诗人晓雷当时还在《延河》编辑部，他一直把我送到车上，而且他给我联系了西宁的著名诗人白渔先生。

我在西宁见到了白渔，他十分豪爽，与我一见如故，请我到他家吃饭并给我朗读他的黄河源抒情诗。

他听说我要一个人去黄河源，眉头锁紧了。

他说这个季节不好，要去应该在夏季，夏季黄河源头才充满诗情画意。

他说格桑花美得不得了，他说苍蝇也可爱得不得了，可以像蜜蜂一样传授花粉。

他说夏天的黄河源一切都好得不得了，却独独不赞同我在这春寒料峭的三月去往黄河源。

他见我执意要去，也不好再阻拦。

《青海湖》杂志社的同仁们也曾劝阻我，他们听说我从未去过高原，便给我讲了好多高原上应该注意的事项。

他们特别强调了高原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