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过去了，知识青年这个字眼，在飞速发展的现实生活中，已经让人感到陈旧和麻木。

记得是八十年代的中后期了，我正在读长篇小说《爱的变奏》的校样，这是我的第五本和知青有关的长篇小说。

一位相熟的朋友来访，听说又是一本和知青有关的书，他忍不住说：你就不能写写别的吗？

我说是啊，我在乡下整整呆了十年，现在写出了五本长篇小说，我也对得起那段生活了。

这本书出版以后，我想考虑写一点别的了。

但是，当年知识青年的命运，总是牵扯着我的心。

也可能正是因为我一本一本地写了些和知青有关的书，有些人也总是愿意来找我，把他们生活中真实的经历告诉我。

那是1985年夏天，有两个山乡里的中年妇女找到省城贵阳来。

她们简朴得几近寒伧的衣着、她们拘谨的神态、她们的言谈举止，几乎完全是一副世代居住在山寨中的农妇模样了。

不是她们开口讲上海话，很难相信她们曾经是上海知青。

她们到省城来是为求一个工作，是来诉苦的。

知识青年由城市到达乡村时，从来都是听农民们忆苦思甜、讲述旧社会的苦难、虔诚地接受那份再教育的。

曾几何时，她们自己却向人们诉起苦来。

日子，对她们来说实在是过得太艰难了。

是生活，逼着她们走到今天这一步来的呀：她们全是当年嫁给村寨农民的知识青年，其中一位还是优秀知青，她当年开创一代新风，同山乡农民结婚连同接受再教育的事迹，曾经在《下乡上山》刊物上登载过。

这本刊物是免费发放的，我清楚地记得，这本刊物传到我们集体户时，大家对她的事迹还足足议论了半天。

现在这两个当年与山乡农民相结合的典型，一个死了丈夫，拖着三个娃崽；一个丈夫虽还健在，但拖拉着两个娃娃，身处穷乡僻壤，日子也难过。

她们来到省城，只是希图通过一定的渠道，为她们呼吁一下，在当地求得一个工作。

由于省里领导同志的关注和干预，这两位上海女知青在几个月以后，终于在偏远小县城的一家工厂里落实了工作，算是得到了归宿。

但是她们的形象和经历，久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时常想，其他知识青年呢，有没有落到生活的底层而无人问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