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他先前在河南呆了六年多，培植了不少自己的私人势力，所以如鱼得水，旧部纷纷来归。

经过北京的牢狱生涯，许定国对明朝上层心怀怨恨，他专心经营自己的势力，以图乱世自保。

于是，他以睢州为根据地，散尽家财，购买军械，招集军士，专心拥兵自固。

在一年多时间内，聚集了一万多能战之士。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间，北京面临农民军的兵临城下，崇祯帝四处下诏让各将&ldo;勤王&rdo;，加许定国官职。

但他不为所动，根本无任何报国忠君之心。

相反，他率部下军将，趁乱大掠商丘、宁陵，与当地明军互相野战，杀人盈野，蹂躏地方。

崇祯帝自杀后，清军入据北京，弘光帝继位于南京。

河南一带，变成了&ldo;三不管&rdo;地带，但各方势力盘根错节，各自盘踞。

河南南部、东部，残明将领居多；河南西部的洛阳、陕州、灵宝，有不少农民军的队伍；而清军，主要集中于豫北的卫辉、怀庆二府。

思前想后，在局势未明的情况下，许定国自然与南明弘光政权搭上线。

弘光帝授他&ldo;镇北将军&rdo;一职，并让他率兵北进开封。

许定国自然不愿离开老窝睢阳，借机拖延。

同时，为了给自己上双保险，他暗中与清朝在卫辉的河南巡抚罗绣锦通气，表示愿意归顺清廷。

虽如此，他也只是口头表示，没有实际行动，因为清廷当时在河南的力量非常薄弱。

罗绣锦也不傻，他向清廷打报告，指出许定国心怀叵测，有可能趁清军南下或西入有所动作，不得不防。

许定国虽是南明在河南的重将，但他名义上是四镇中势力最强的高杰手下的部属，因为当时高杰有经理河北、河南等地的权力。

许多历史书籍，皆讲高杰与许定国有&ldo;私仇&rdo;，特别是史学大家谈迁，在《国榷》中讲高杰为农民军时，曾杀许定国一家。

此种说法，多为日后正史所采纳，敷衍成篇，以此作为许定国杀高杰的原因所据。

仔细研究各种史料，可以发现，谈迁的说法似乎站不住脚。

1645年，即顺治二年初，许定国遣其子许尔安、许尔吉两人渡河，赶到清朝的王爷豪格处投降，当时二人皆是成年人，为明朝参将；七月间，归降清朝的许定国随清军南下，其妻邢氏年老多病，上书清廷乞还老家‐‐从这两条就可以看出，许定国老妻壮子活得好好的，哪里有一点从前&ldo;全家被杀&rdo;的影子。

此外，许定国杀高杰后给清廷上揭帖，也只讲高杰诬称他结交清朝，并未称二人之间有杀家毁宗的私仇。

如果真有这种仇恨，在价值观首推孝道忠义以及看重家族血脉的明清之际，许定国一定把家仇拿出来说事，因为这些更可凸显他投效清朝的无辜和&ldo;孝勇&rdo;。

所以，流行的有关许定国杀高杰是为全家报仇的说法，基本没有什么可靠的史据。

吴伟业在《绥寇纪略》中讲，许定国自负有功，久不得晋官，就上疏诋斥高杰从前是贼头，由此二人生怨，结下了梁子。

高杰每对人称：&ldo;我见许定国，一定要亲手捅死他！

&rdo;但是，从个人经历看，许定国老兵油子一个，曾下狱吃过亏，当时他隶属于高杰手下，仅有万余兵丁，一个小小总兵对一个&ldo;集团军司令&rdo;叫板，还是公然叫板，似乎不太可能。

特别是讲他指斥高杰曾为&ldo;贼&rdo;，这更触忌讳，因为在南明将领中，昔日的&ldo;贼&rdo;数目不少，遍布军中。

许定国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此攻讦高杰而为自己广树仇人。

究其事实，许定国杀高杰，更多是出于个人利益，私怨并不是导火索。

1644年秋，怀庆的清军大败于李自成后，牵制了清军主力的进攻方向。

清军各路调集，正拟进攻江南的多铎也转向，在年底抵达河南卫辉、孟津一带。

也就是说，清军的主力后撤到黄河一线。

先前，正是由于战线拉得太长，使得清军非常狼狈。

睢阳是个军事重镇，只要守住这个地方，南明的两淮和长江下游地区皆可安全无虞。

许定国闻讯，根本没有考虑到要为明朝守城，他如惊穴之狗，立刻派人到多铎处请降。

不久，多铎率军开拔，许定国复派人携书至山东向清朝肃亲王豪格乞降。

为表达&ldo;诚意&rdo;，他还在转年年初遣其二子渡河到达清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