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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2页）

我记得有一次我当场答应了巴西财政部长的请求‐用该国的咖啡作物作担保提供3000万美元的短期贷款。

与银行过去做法不同的另一个更加重要的例子是，我应我的老朋友、当时担任秘鲁中央银行行长的佩德罗•贝尔特伦的请求，说服了大通银行，与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ternationaloaryfund，if）一起为秘鲁提供3000万美元的贷款，以便稳定该国货币在外汇市场上的表现。

秘鲁方面没有提供任何担保，但答应实施if确定的一个财政改革方案。

美国私人银行在这样一种安排中与if合作，还是破天荒头一回。

如果设计得不够周密细致而且担保不利，那么给政府提供贷款的风险可能很大，但我确信这类贷款可以为我们提供盈利的商机，并为范围更加广阔的私人商务贷款业务敞开大门。

可是银行里负责国内业务的高级官员们本能地怀疑是否应当向外国政府提供贷款，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政府，这已是公开的秘密。

他们觉得回报太少，风险太大。

我与乔治•钱皮恩（e插pion）‐他当时负责美国部，是银行内正在走红的权势人物‐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是彼此分歧的开端，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分歧越来越严重。

51开发资本市场的努力

在简单接触了拉丁美洲后，我明白了，经济增长滞后的原因是缺乏资本融资所需要的中长期信贷。

虽然有少数金融机构将私人资金输送给新企业，但在欧洲和美国比比皆是的那种招商银行或投资银行却根本不存在。

除了政府债券领域外，能够包销证券的资本市场压根儿就没有。

北美和欧洲商业银行则使这个问题更加严重，因为他们提供的信贷很少超过3个月，而且只限于与贸易相关的业务。

这是一个令一些拉丁美洲企业感到真正头疼的地方，因为这些企业希望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和内容，却又缺少实现这种发展的资本资源。

这是大通银行的绝好机会，但我们在继续深入之前，必须找到逾越法律障碍的途径。

1933年的格拉斯-史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act）禁止美国商业银行参与国内投资银行业务，但他们可以通过1919年埃奇法案（edact）的规定进行参与。

大通有一家埃奇法案规定的公司，但我们一直只是把它当做我们在巴黎和远东地区分行的一个房地产控股公司。

我们修改了章程，允许该公司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并与国际基础经济组织（ibec）合营成立了一个新的分支机构，叫做美洲金融投资公司，在巴西国内包销、分销证券。

我挑选了我们在巴西的14家代理行作为股东加盟，并于1952年初启动了新公司。

美洲金融公司在经营的头两年挣了钱，但接着，当巴西经济衰退的时候进入了停滞阶段。

我们后来一直没有能够恢复公司的活力。

总部内部减少亏损的压力在增大，而尽管我请求解决问题、等候时机好转，我的斗争还是失败了。

1956年，大通将自己在美洲金融公司的股份卖给了ibec。

回首往事，我坚信美洲金融公司的理念是正确的，而且我们的巴西合伙银行也属于巴西最强大的。

不幸的是，大通银行没有什么人对这个思路感兴趣或怀有同情。

我们需要一流的投资银行家来经营，需要足够的时间来证明该思路能够奏效。

尽管有几个聪颖的初级官员被派遣到了该项目里，却从来没有能够找到一个经验丰富的高级投资银行家负责该公司的经营。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大通银行放弃了美洲金融公司后，ibec将它改造成了一家共同基金，在拉丁美洲开了先河。

我们的大部分巴西合伙人随即将自己的资金投入了新公司，结果取得了巨大的利润，至今还在运营。

在我们原先的巴西合伙人当中，有许多也创建了他们自己的投资银行，进一步证明了我们最初理念的有效性。

令人惋惜的是，大通贻误了一次重要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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