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出身于奴隶制一般的低层文明，这就从&ldo;上层建筑&rdo;方面决定了他们对儒士的态度。

游牧民族纵铁骑而来，摧枯拉朽一般灭金亡宋，自然&ldo;视南方（士人）如奴隶&rdo;。

所以，&ldo;九儒十丐&rdo;，是那个文明沦丧、礼崩乐坏时代最好的标签词（文革时&ldo;臭老九&rdo;一词正源于此）。

元朝对儒士的歧视，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的资料：其一是谢枋得《叠山集》中《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中所述：&ldo;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lso;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

贵之者，谓其有益于国也。

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贱之也。

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

嗟乎卑哉！

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者。

&rso;&rdo;其二，是郑思肖《心史》：&ldo;鞑法（蒙古法令）：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rdo;，这种说法的&ldo;七猎（户）八民（农民）&rdo;，与&ldo;七匠八娼&rdo;稍有出入；其三，元人笔记《初学集》有载：&ldo;蒙古分民为十等，所谓丐户，吴人至今贱之&rdo;，虽未提及&ldo;儒&rdo;排第几，但证明元朝的&ldo;等级&rdo;分类肯定存在。

今人治史，好兴&ldo;翻案&rdo;来博取点击率和注意力。

为此，不少人撰文讲元朝对儒士没有所讲的那么坏，他们所持论据，无外乎把忽必烈早期&ldo;优待&rdo;儒臣等摆出来说事，要不就是列举元朝中后期恢复科举等&ldo;仁政&rdo;。

忽必烈利用汉朝文臣不必细讲。

从科举方面看，元朝对科举制进行摧残，使得原金国占领地区长达八十年无科举，江南也有四十年左右没有开过科，直到元仁宗时才&ldo;装饰性&rdo;地恢复科举，其实也只有三年一科，到元亡仅仅开过十六科，每科七十多人，南人仅占其半。

从这个数字可以见出，元朝一代，汉族士人能走上仕进之途至多五六百人而已，且终生沉沦下僚，完全是大元统治的点缀和装饰。

读书的士人，这些昔日的天之骄子，文人墨客，一下子沦为&ldo;贱民&rdo;，&ldo;武夫豪卒诋诃于其前，庸胥俗吏侮辱于其后&rdo;，书中再无黄金屋，书中再无颜如玉，圣人之徒，匠隶不如！

所以，儒士们在元朝&ldo;最好&rdo;的出路，一是作&ldo;吏&rdo;，二是走教职一途。

吏道污俗，又要使上大把银两谋职位，因为在元朝，官吏贪污是常态，清廉反而是变态。

教职方面，更是僧多粥少，学录、教谕、学正、山长等岗位数目有限，比起现在的两院&ldo;院士&rdo;还要稀缺，但待遇却极其低下，从&ldo;山长&rdo;考上&ldo;府州教授&rdo;，不过是&ldo;准正九品&rdo;的官。

七品算&ldo;芝麻&rdo;，不知这九品算什么。

所以，&ldo;九儒十丐&rdo;，是元朝的社会现实，绝非是遗民们愤激夸大的不实之语。

当然，还有人说，元朝文网疏阔，没有文字狱‐‐以此来证明元朝对士人的&ldo;宽容&rdo;和&ldo;厚道&rdo;。

如此，则大错特错。

蒙元统治上层，基本不通汉语。

至于高级官吏，唯利是图，又多色目人，自然对&ldo;字里行间&rdo;之事不甚关心，不少人&ldo;目不识丁，书押文卷，但攒三指，染墨印纸上&rdo;，如同现在派出所按指纹，以三指印按文卷代替签名，稍好一点的，以印章代签名，据《辍耕录》记载：&ldo;今蒙古色目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画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

宰相近辅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

&rdo;就是这么一种简单的印章，成吉思汗自己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元史》中《塔塔统阿传》记载：&ldo;乃蛮可汗，尊之（塔塔统阿）为（师）傅，掌其金印以及钱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