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会上针锋相对的批驳了他的谬论：第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亲自许诺建立陕甘宁边区。

然而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后，国民党当局迟迟不予承认，这是背信弃义，出尔反尔，包藏祸心；第二，八路军遵照中央军委命令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赴敌后展开游击战、直接与日寇浴血奋斗，如平型关大战等揭穿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而国民党军队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从华北前线大溃退。

真正团结抗日的是八路军；第三，真正领导抗日救国的是中国共产党。

从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到1937年7月7日芦沟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入侵，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都是在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进行的。

而国民党中的顽固派执行的是&ldo;攘外必先安内&rdo;、&ldo;消极抗日，卖国求荣&rdo;。

明喊什么&ldo;军令、政令统一&rdo;，暗中却闹摩擦，这是违犯人民意愿的。

团结抗日，把日军赶出国门是我中华民族共同的责任，你们应该觉醒了，否则将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第四，边区人民、军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成长起来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周县长欲挑拨离间，破坏我党政军民的团结是办不到的。

会场群情激奋，不断高呼：&ldo;打倒日本帝国主义&rdo;，&ldo;打倒国民党中的顽固派&rdo;，&ldo;中国共产党万岁&rdo;，&ldo;八路军万岁&rdo;。

最后抗联主任谭生彬领唱《救亡歌》。

大会在同仇敌忾的歌声中结束。

经过这两次较量，周金龙在公开场合收敛多了，暗中却变本加厉进行更加阴险的破坏活动。

他企图从我们内部进行分化瓦解。

那期间我团刚吸收了一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如：陈慕华、钟毅、王甫民、朱绍基、尚立敬、赵涛等。

周看中上海籍的王甫民、朱绍基，他从请客吃饭到后来搞&ldo;拜把子&rdo;、施&ldo;美人计&rdo;，竭尽造谣诽谤、挑拨离间之能事，欲拉他们下水。

但这两位青年立场坚定，及时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政治处保卫股。

经研究让他们将计就计，打人敌人心脏去，以及时掌握敌人动态。

此外，周还大搞反动的统一战线，他与宜川县县长怀建民相互勾结，常派出他的保安部队伪装成土匪，窜到固临县（边区新设县）边境一带烧杀掳掠、强奸妇女、破坏生产，然后将罪名嫁祸于我游击队。

西北局为了团结抗日，于1939年10月2日指派我赴宜川县与怀建民打交道。

领导介绍了宜川县的情况，说任务艰巨而重要，需慎重行事。

我挑选了团保卫股长王太和、组织股长严雄、宣传股长曹光华、民运股长刘志英、青年股长赖其正、警卫连指导员王强及警通连20余人，每人都携带上长（短）枪和子弹。

我们骑马先到固临县了解情况；再到固临与宜川县交界处详细了解所发生的种种事件的经过及其损失等情况，然后直奔宜川城。

当晚，怀建民假惺惺的设宴招待，并请驻军王镇国旅长作陪。

我来之前已了解到这个旅属杨虎城部，是主张抗日的。

怀建民有意叫县府科以上干部轮流给我们敬酒，想把我们灌醉后，看一出&ldo;闹剧&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