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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章（第1页）

商人不乏有钱者，有财力制作各种高质量的服装，但政府规定的服制使他们不能凭金钱穿着豪华的衣装。

历朝政府制定服饰法规，强制执行，各种人都不得违犯，特别是社会下层和贱民，监督比较严格。

这种监督来自两方面。

一是官方的，依法处理。

不按规定穿衣，叫作『服色违制』，或叫『服色逾制』，政府有处理办法。

如元朝规定：『服色等第，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

违者，职官解现任，期年后降一等叙，余人决五十七下。

违禁之物，付告捉人充赏。

有司禁治不严，从监察御史、廉访司究治。

』（《元史&iddot;舆服》）一般人要犯禁，得挨57板，服饰被没收赏给告发人。

朱元璋特别向民间发出告示，不得在服装、首饰、器物、住宅方面违制，举例指出：『本用布绢而用绫锦紵丝纱罗』，严惩不贷（《大诰续编&iddot;居处僭分》）。

政府奖励告发者，因而产生另外一方面的监督，即民众之间，高服制等次的人不允许低等次的人穿着本等次的衣服，同等次的人也不愿意看见本等次的人服饰变为高档次。

如清初叶梦珠在《阅世编》中所说，若平民出身的读书人没有取得功名，穿上秀才的服装，士人必然『群起而哗之』，指斥他到『无颜立于人世』的地步。

在服色逾制中，商人违制，历来是官员攻击和纠正的目标，朱元璋指出的本用布绢而用绫锦的就是指商人。

历朝统治者何以都要制定和执行服饰法规呢?杜佑等人的话给我们解了疑惑。

杜佑在《通典》卷六十一《礼典&iddot;君臣服章制度》里说：圣王制衣裳，作五色与章服的区别，目的是通过它把人区分为贵贱等第，并据此采取相应的治理原则与方法。

在杜佑以前，西汉人王吉说：『古者衣服车马贵贱有章，以褒有德而别尊卑。

』（《汉书&iddot;王吉传》）杜佑以后，南宋人王在《燕翼诒谋录》中写宋太宗制定服饰制度，是『以别贵贱』。

古人的认识是一致的，衣饰制度中尊贵者的质地好，有纹章，是为了表彰他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衣装是为区别人们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把它作为人的贵贱身份的一种标志。

表彰尊贵者及区别贵贱还不是终极目标，它是以此令人思想统一，承认各自的身份地位，特别是老百姓要承认被人治理的下层的社会地位，这就是孔子所说的：『长民者，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一。

』（《礼记》）明人丘浚说人君治理天下，而使臣民听我治理，与我合作，不在别的因素，就在『爵号之名，车服之器』（《大学衍义补》卷二）。

君主以服饰制度作为治理人民的有效手段之一。

服饰制度所反映的是等级制度，社会本来就存在各种身份地位的人，统治者用服饰制度把它固定化，法律化，维护等级制，实质上是维护上层等级，而使下层等级屈服。

服饰制度是等级制度的产物，又是维护产生它的制度的上层建筑。

《清明上河图》中的劳动者在服制中，商人、工匠的规格低于百官、士人很容易理解，为何低于农民?而农民家中若有一个人经商，全家在服饰上要降低一等，这不明明白白地轻视商人吗?商人有经济条件穿好衣服，偏偏低于财力尚不如他的农民，不就清楚不过地表明政府有意地压制他吗?是的，历代王朝都有重本抑末政策，重农业压制工商业及其从业人员，不许商人穿高贵的华丽衣服，是表示他政治地位低，不买他经济上的账，相反还要通过政治上压制他的经济力量的发展，所以商人的服制，是重农抑商方针的体现，也是施行这个方针的一种手段。

这一点，前人早就注意到了。

《仁恕堂笔记》的作者黎士宏就朱元璋的服饰政策，说这是『阴寓重本抑末之意』（上海古今图书局辑《古今笔记精华》卷四）。

对此，统治者在制定政策时更是明确的。

金章宗和参知政事张万公都觉得风俗侈糜，要用分别贵贱的各种制度来制约，左丞守贞因而要求更定服饰之制，金章宗说如果那样做的话，怕要失人心，守贞回答说『止是商贾有不悦者』（《金史&iddot;舆服志》），因此不用怕，于是定了新的服制。

统治者不顾忌商人的反抗力量，而是考虑怎样压制它，贱商的服制就是这样问世的。

商人有资财，自然要借以改变自身卑下的政治地位，他们往往不怕服色逾制，要同贵人比高低。

东汉仲长统说大商人『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后汉书&iddot;仲长统传》）。

商人没有爵秩，甚至连啬夫、伍长也不是，可是竟然穿着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图案的贵人之服。

东汉正式确立十二章服制度，天子衣服绘画12种天象、动物、器物的图像，三公诸侯是九种，九卿以下官员是7种，庶民没有（《后汉书&iddot;志&iddot;舆服》），商人穿章服违制，所以仲长统说是怪现象。

南朝刘宋中军录事参军周朗说，当时『商贩之室，饰等王侯，佣卖之身，制均后妃』（《宋书&iddot;周朗传》），可见商人及其家属在服制和住宅方面都不守定制，好为华丽之服和雕梁画栋之宅。

唐高宗给雍州长史李义玄下令，严厉管制服色与丧葬违制的人，因为『紫服赤衣，闾阎公然服用；兼商贾富人，厚葬越礼』（《旧唐书&iddot;高宗纪》）。

在这里商人是服色、丧葬逾制的主要成员。

明人吕坤说织金妆花衣裳本是王府仕宦人家的品服，但如今『商贾工农之家一概穿着』（《实政录&iddot;禁约风俗》），商人又是主要的服色违制者。

这类记载甚多，不必胪陈，反正是商人不安于本等服色，竞着新丽之衣，政府禁止，只有一时的效应，不久商人又逾制了，商人与政府在服制上不停地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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