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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知道,乾隆皇帝之所以先后六次&ldo;下江南&rdo;,是有很多原因的。
第一,乾隆皇帝&ldo;下江南&rdo;,与黄河的治理的确有很大关系。
康熙皇帝当年南巡主要是为了视察水利,乾隆皇帝也说:&ldo;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
&rdo;在乾隆皇帝六次南巡中,有五次是视察黄河治理工程,四次巡视了浙江的海塘工程。
当时,解决黄河水患的关键工程在江苏的清口和洪泽湖的高家堰,所以乾隆每次南巡,都要到这两个地方来看一看。
第二,乾隆皇帝&ldo;下江南&rdo;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笼络人心。
凡是乾隆皇帝经过的地方,都被不同程度地减免了赋税。
乾隆皇帝对接驾及办差的官员大加赏赐,加官晋爵;将一些原来受过处分的官员恢复原职。
特别是对前来接驾的老臣,他问寒问暖,赏赐人参、貂皮等物品,还要赏赐他的子孙功名。
在南巡途中,乾隆皇帝一方面多次在各地的孔庙行礼,另一方面对前来拜见的文人士子亲自命题考试。
他出的不少考题,摆脱了科举考试的八股陋习而注重实际应用。
如浙江省大修海塘,他就以《海塘得失策》为题。
取得一等成绩的考生,立即授予官职,这样就选拔了许多实用的人才。
由于江南一带人才荟萃,读书应试的人很多,乾隆下令给江苏、安徽、浙江三省官办学府增加名额。
六次南巡,大约增加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生员名额5664名。
也就是说,乾隆皇帝每次南巡增录的生员,相当于每三年一次录取的名额的四分之一左右。
试题均由乾隆皇帝亲自出。
第一次考试江苏、安徽、浙江进献诗赋的士子时,江南(江苏、安徽)取了一等5名,依名次顺序是蒋雍植、钱大昕、吴烺、褚寅亮、吴志鸿;浙江取中一等3名,即谢墉、陈鸿宝、王右曾,均特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
以后五次南巡,每次取中的士子,名额又多了一些。
通过这六次的考试,清政府发现和培养了一批饱学之士,他们之中的一部分,有的成为政界能臣,有的成为学界泰斗,有的成为诗文书画大家。
先以第一次取中的8位士子来看,江南一等第二名的钱大昕,历任编修、侍讲学士、学政、少詹事,精研经史,诗文特优,著作等身,撰写了《二十二史考异》等几十种著作,被公认为有清一代经史权威、学界泰斗、文坛大家、诗词巨匠。
谢墉,浙江一等第一名,历任编修、内阁学士、殿试读卷官、吏部侍郎、上书房行走、国史馆副总裁、四库全书馆总阅。
另外,褚寅亮、王右曾等人也是著述甚多,成就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