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培训班一般吸收50到100名学员，为期5到6天。

培训班选择在不同地点进行，根据当地情况确定不同的技术门类。

我想再次强调，技术不像一般产品，是可以原封不动地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的。

我们遇到的一个困难就是，从以色列派人到中国开展培训之前，他们首先要学会沟通两个国家、两种现行技术、两种传统和文化之间的差别。

我希望在中国尽可能多办现场培训，并向设在耶路撒冷的负责部门提出，在世界上举办这类培训班的国家中，数中国的人口最多，有理由获得举办更多培训班的机会。

我的意见被接受了，培训班的数量增加了，在我4年任职期间，在中国总共举办了167次培训班，而这同时在不同的72个国家中总共举办了472次培训班，中国占了当中的35％。

世界各地参加培训的总人数为24，557人，其中中国人为11，647人，占47％。

我在公使职位上工作4年，总共培训了近12万名中国技术专家，他们来自大部份省市，涵盖了各种不同专业。

对以色列人来说，12万名学员是个很大的数字，但只要了解中国地广人多，农民数量浩瀚，特别是他们有尽快提高农业技术水平的迫切要求，就知道这个数字并不足够。

我总不忘我父亲当年的感受，中国农民是小规模和落后的经营方式，迫切需要帮助他们改变经营方式，提高生活水平。

但是我却遭到了来自以色列内部的责难。

一天我接到以色列外交部一位女士打来紧急电话，她负责协调世界各地现场培训计划，她告诉我，外交部总司长通知说，根据一些驻外大使的投诉，这类培训班主要是在像中国这样一些国家开展，光提供服务而收不到足够利益。

我得感谢这位打电话的外交部女士，她为我进行申辩。

她对部领导说，她认为这些投诉正好是对我们在中国开展活动的赞扬。

她请领导转告这些大使，中国毕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理由获得比其他国家更多的培训，再说以色列有特别的兴趣与中国合作，最重要的是：所以在中国多办培训班，因为这里组织得最好，远胜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我非常高兴听到外交部一位女士如此评价。

事实上，我听到不少从别的国家回来的专家反映，那些地方毫无准备，来参加培训的人员寥寥无几，简直是浪费时间。

相反，从中国回来的专家则满心高兴，无论受培训人员或组织方均十分认真和投入，培训效果非常显著。

难怪外交部的女士说，她很难往其他国家派专家，因为他们都想要去中国。

她坚持说在中国办培训班最为有效，这样一来为我解了围，部领导也就有了武器来对付各种抱怨和责难了。

与中国农业大学的合作早在我到中国任职公使之前，中国农业部和以色列外交部就在1993年10月联合创办了中国－以色列国际农业培训中心，将它附设在北京中国农业大学。

虽说中心早已开办，但当我到任以后，这个项目依然是我职责范围内的工作重点之一，我为加强此项合作倾注了全部心血。

记得刚刚到北京上任不久，培训中心的中方负责人向我反映，按照协议，以色列方面应当为中心配备一部办公用车，但是以方按原预算提供的资金尚有不足，这项承诺久久不能实现。

看似一个扯皮的小问题，但我觉得事关诚意，而且如果拖延不决，对我这个刚上任的以方代表来说也很没面子，弄不好给下一步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为此我一再向我方主管单位外交部交涉，颇费一番周折，最后还是争取到了一笔追加款项，把置车的问题解决了，使双方的合作在物质条款方面达到一个完满的结局。

应当说，没有农业大学方面的努力是不可能取得培训中心这些成就的。

有三位朋友我想在此特别提出，这就是大学的党委书记瞿振元、前大学校长和现任广西自治区副主席陈章良教授以及中心主任黄光华教授，他们为推动农业大学和培训中心与以色列的友谊和合作，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有一次，以色列总统来华访问，我听大使说，他们想找一家中国大学授予总统荣誉博士的名义。

这种称号不具任何学术价值，只是对被授予人表示尊敬的一种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