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站附近的街沿上，广播里突然传出毛泽东逝世的消息。

我们都沉默不语，压在我心头的与其说是悲痛，不如说是忧虑，真不知中国接下来会出什么事。

众所周知，接下来发生的是大快人心事。

当全国许多城镇已经刷满了大标语的时候，我只能透过报纸来猜测，虽然也猜出了大半。

临近资源的湖南新宁县有一人到资源探亲，谈到四人帮倒台这个在外面已经家喻户晓的消息，结果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扭送公安局，又由公安局押送回湖南，资源的闭塞和保守由此可见一斑。

最后，总算开始传达了，却只限于党内，我仍被排除在外。

可是，我敢断言，在整个资源县，我是最为这件事狂喜的人，就像几个月前我是最为天安门事件悲愤的人一样。

我恨自己此时不在北京，只能从广播中猜想举国同庆的热烈场面。

正式广播那天，我一个人在党校的屋子里，按捺不住欣喜，只好用笔欢庆。

在给朋友的信中，我写道：&ldo;多少年来，中国人第一次真正感到了心情舒畅，空中的高压气团一下子驱散了，敢怒不敢言变成了畅所欲言，窃窃私语变成了公开呐喊，私下牢骚变成了大街上公开的口号，政治谣言变成了政治现实。

多少年来，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由衷的笑脸，第一次听到未遭强奸的民意公开发表出来。

一句话，历史恢复了它的本来面貌，世界又重新头足正立了。

&rdo;当然，我的欣喜还有着切身的理由：&ldo;虽然我的处境至今没有任何改观，但是，许多年来积聚在心中的悲观情绪一扫而空了。

在中国的希望中，我也看到了我的希望。

&rdo;

可是，在资源，情况暂时没有什么变化。

有一份材料批张春桥的谬论：&ldo;路线正确，收五百斤是好的，路线不正确，收一千斤是坏的。

&rdo;我们的宣传部长看了以后指示：&ldo;这句话是对的，路线决定一切嘛，不要批这句话了。

&rdo;一个公社书记在公社全体教师大会上说：&ldo;你们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rdo;县农办主任说：&ldo;周国平是典型的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

&rdo;四人帮刚倒台，这两个人都升任县革委会副主任了。

我决心走出这一潭死水，但困难重重。

在北京中央乐团工作的林铭述一直和我通信，不断给我打气，现在他觉得时候到了，鼓励我拿出作品。

1977年，我把完稿的长诗《一九七六》寄给他，他拿给乔羽看，乔羽很欣赏，亲自送到《诗刊》总编葛洛手上。

然而，两个月后，我收到了编辑部的退稿。

接着我得知，广西大学、广西师院都发函调我，也都收到了县委组织部拒绝的回函。

我给地委组织部写信，提出专业对口的要求，得到的答复是：&ldo;上级党委有过指示，号召人人学哲学、用哲学，因而学哲学的在哪里都用得上，你的工作没有调整的必要，望安心工作。

&rdo;当时我就惊为奇文，舍不得丢掉，居然保存到了今天。

这封复函的签署日期是1978年6月，这时全国已开始招研究生，而我也参加过了初试，所以心态已经很轻松。

读了这篇奇文，我突然觉得，出不出资源真是无所谓了，假如不出广西，仍是一回事。

我的唯一目标是回到我的精神故乡北京。

我一定要结束过于长久的冬眠，苏醒过来，重新过人的生活‐‐一种有思想和有感情的生活，一种创造的生活。

恢复高考是在1977年底，敏子作为北京六六届老高中生，我理所当然地怂恿她报考了，但未被录取。

这是让我感到特别遗憾的，因为她的水平本来足以考上。

1978年3月，研究生招生开始报名，我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苏联当代哲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