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那一年，陈心田背着老师玩了一个大游戏。

他把班上多数男生组织起来，给每人封职，自己当军长，其余人依次为较低的职务，直至连长排长。

惟独一个年龄最大的男生，功课不好，擅长打架，却被他封为总司令。

当时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现在想来，他这一着颇有心机，用虚名稳住这个男生，又用这个傀儡镇住众人，他自己就可以放心做实际上的司令了。

官职明显是根据与他关系的亲疏分配的，等级又一目了然，很快就引起了矛盾。

于是，他宣布撤消原来的任命，大致按照军队机关的职务重新任命，诸如科长、参谋之类，不易看出官职大小，用这个办法基本平息了风波。

那些日子里，他的家变成了司令部，上门请示汇报的人川流不息。

我远非他的亲信，不管他怎么玩花样，我的职务都不大，对此我心里是清楚的。

和我要好的两个男生也都任职卑微，于是我们决定自己成立一个秘密组织，同时继续潜伏在陈心田的组织中。

至于潜伏在那里做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

我记得我好几次心怀鬼胎地爬上陈家小木楼梯，试图去刺探情报，结果总是在请示了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之后，一无所获而归。

这个游戏占据了我们几乎全部的课外兴趣和时间，终于被老师发现，勒令终止。

我最要好的小学同学叫黄万春，我们性格相近，都好静。

在班上，他也是一个没有风头可出的学生。

他出的唯一一次风头是，陆老师在课堂上批评他不用功，接着说如果他用功，会是全班成绩最好的。

放学后，我们常在一起做作业，然后画画、看小人书、下象棋。

活动地点基本上在我家里，去他家要趁他母亲不在，因为她太爱整洁，规矩太多，不欢迎别的孩子。

受他外婆的影响，他有一点儿信佛，向我传授心得说，如果在马路上丢失了东西，只要默诵阿弥陀佛，就一定能找回来。

我听了试过一下，却无效。

我有另一种迷信心理，走有图案的马路时特别小心不踩线，觉得踩了就不吉利。

快毕业时，黄万春没有报考中学，因为他的父亲准备接全家去香港。

毕业后的那个暑假里，我们都感到依依不舍。

有一天，我带他去看我已经考上的那所中学，假期里关着校门，我俩隔着篱笆朝里窥看，看见操场和操场尽头的一排教室，相视惊叹真大啊，其实那是一所很普通的中学。

我最后一次去他家里，看见一个戴黑边眼镜的斯文男子，正在忙碌地收拾行装。

那是他的父亲，全家日内就要动身了。

他家楼下有一个制造麻将和筷子的小作坊，他经常从那里得到一些象牙或塑料边料，在我眼里全是宝贝，这时他都慷慨地送给了我。

我揣着这些宝贝，在街角和他挥手相别。

后来我们一直通信，他去纽约读大学后，我们仍通过他在香港的家人互转信件，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才断了联系

五为释迦牟尼流泪

我读小学时，低年级开国语、算术、常识三门课，高年级取消了常识课，增加历史、地理、自然三门课，实际上是常识课的扩展。

在所有这些课上学了些什么，我几乎忘光了，惟有两节课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而它们都与死亡有关。

常识课好像是根据内容由不同的老师教的，教生理卫生常识的是一个有了点年纪的女老师，样子和说话都比较粗俗，总在课上讲一些真正属于老百姓常识的东西。

例如，有一回她

告诉我们，预防感冒的最好方法是经常把脑袋浸在冷水里，这在当时的我听来完全是惊人之谈。

不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这类东西，并且实际上和她的教学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