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小时候，父亲是很宠我的，走亲访友总喜欢带着我。

到他进入中年、我进入少年的时候，父与子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微妙的紧张关系。

我们并未发生激烈的冲突，但始终不能沟通。

出于少年人的自私和自负，我不能体谅他因生活压力造成的烦躁。

同样，他也完全不能觉察他的儿子内心的敏感。

如同中国许多家庭一样，我们之间从来不曾有过谈心这回事。

这种隔膜迫使我走向自己的内心，我不得不孤独地面对青春期的一切问题。

他未必发现不了我们之间的疏远，只是不知道如何办才好。

不久后，我读高中住校，读大学离开了上海，这对于我是一种解放，我相信他也松了一口气。

刚上大学时，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对他的教育方式展开全面批判，着重分析了家里每个孩子的特点和他的处置不当。

据说他看了以后，对弟妹们淡然一笑，说：&ldo;你们的哥哥是一个理论家。

&rdo;事实上，在度过中年期危机之后，渐入老年，父亲的脾气是越来越随和了。

随着年龄增长，我自然也能够体会他一生的艰辛了。

现在我提起这些，是为了说明，父与子的关系是一个普遍的难题。

如果儿子是一个具有强烈精神性倾向的人，这个难题尤为突出，卡夫卡的那封著名的信对此作了深刻的揭示。

一般来说，父亲是儿子的第一个偶像，而儿子的成长几乎必然要经历偶像的倒塌这个令双方都痛苦的过程。

比较起来，做父亲的更为痛苦，因为他的权威仅仅建立在自然法则的基础之上，而自然法则最终却对他不利。

他很容易受一种矛盾心理的折磨，一方面望子成龙，希望儿子比自己有出息，另一方面又怀着隐秘的警惕和恐慌，怕儿子因此而轻视自己。

他因为自卑而愈加显得刚愎自用，用进攻来自卫，常用的武器是反复陈述养育之恩，强令儿子为今天和未来所拥有的一切而对他感恩。

其实这正是他可怜的地方，而卡夫卡似乎忽略了这一点，夸大了父亲的暴君形象。

不过，卡夫卡正确地指出，对于父与子难题的产生，父子双方都是没有责任的。

这是共同的难题，需要共同来面对，父与子应该是合作的伙伴。

儿子进入青春期是一个关键的阶段，做父亲的要小心调整彼此的关系，使之逐渐成为一种朋友式的关系，但中国的多数父亲没有这种意识。

最成功的父子关系是成为朋友，倘若不能，隔膜就会以不同的方式长久存在。

我是感觉到这种隔膜的，一旦和父亲单独相处，就免不了无话可说的尴尬。

其实不是无话可说，而是话还没有开始说，只要开始说，任何时候都不算晚。

在子女年长之后，交流的主动权就由父母手中转移到了子女手中。

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为什么没有尝试和父亲作哪怕一次深入的交谈，更多地了解他一生中的悲欢，也让他更多地了解我呢?父亲已于十四年前因心肌梗死突然去世，治丧那一天，看到那一具因为没有一丝生命迹象而显得虚假的遗体，从我的身体中爆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恸哭。

我突然意识到，对于业已从这具躯壳中离走的那一个灵魂，对于使我的生命成为可能的那一个生命，我了解得是多么少。

父亲的死带走了一个人的平凡的一生，也带走了我们之间交流的最后希望。

十六迷恋数学和作文

我是听从我暗恋的女生的建议报考上海中学的，并且考上了。

虽然实际情形并不像她所说有小汽车接送，但我完全不必后悔。

这所学校实在是上海最好的一所中学，规模、设备、师资、教学质量都是第一流的，考上上中被公认是一种荣耀。

上海中学的前身是龙门书院，创建已近百年。

为了纪念这个历史，教学主楼被命名为龙门楼。

另一幢教室大楼叫先棉堂，是为了纪念宋末元初的纺织家黄道婆。

黄道婆的墓就在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