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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第1页）

肖振瀛造成这一既成事实之后，就为他进一步在华北展开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是，他又意识到，由《何梅协定》造成的华北驻军的限制，如果不与日本方面妥协，第二十九军在华北仍然是站不住脚的。

于是他就八面玲珑，四处活动，假借日寇驻军华北而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的手法，借以为宋哲元要求更高的名义，为第二十九军索取更大的地盘。

他一方面迳电蒋介石陈说日寇入侵，因见第二十九军拼命抵抗，有所顾忌，才肯停战，如将第二十九军撤走，华北岂不断送；并说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黄郛甘心卖国，要保华北，必去黄郛。

另一方面，他又由汉奸陈觉生的介绍，在天津与日本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及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取得联系，说明前此相见以兵，彼此均系执行国家任务，现在既签约言和，便当蠲弃前嫌，化敌为友；并说黄郛不过是一空头政客，遭到军人反对，他亦不能解决问题。

日方亦知拉一黄郛，无济于事，不如利用宋、肖作为其统治华北的工具，遂同意支持肖的主张。

经过多方周旋，蒋介石终于同意改组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宋哲元代替黄郛为委员长，并将该会原来的建制，由辖华北五省二市，改为只辖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并更名为冀察政务委员会。

任命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长兼河北省主席，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为察哈尔主席，秦德纯为北平市长，肖振瀛为天津市长。

冀察政委会虽然在名义上仍然隶属于南京国民党政府，但是人权完全掌握在宋哲元手里。

在财政方面，关税、盐税和铁路等收入，也完全由冀察政委会截留支配，并且用这些收入来扩充军队，购买军械，实质上已经成了变相的自治。

事后曾有人问肖：&ldo;华北情况复杂而危险，决非长治久安之局，你们造成这个局面的目的何在?&rdo;肖答：&ldo;我们的目的是名利双收，有了地盘，大家就有官可作，有财可发，这就是利；如果日本人压迫我们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就起来抗战，这就是名。

&rdo;冀察政委会就是在这样投机取巧、行险侥幸的思想支配下产生的。

冀察政委会既然是在当时内外矛盾复杂交错情况下的产物，因此政委会本身和宋哲元的思想、行动也就表现了各种矛盾。

表现在对外关系上，宋哲元对日寇的态度，既有妥协的成分，又有不妥协的成分。

他对付日寇的办法是，&ldo;表面上亲善，实际上敷衍&rdo;；他对付汉奸亲日派，是既不倚重他们，又不得罪他们，而是用羁縻笼络的办法，防止他们捣乱。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冀察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就是向日寇投降，要么就是与日寇决裂，敷衍是行不通的，更是不能持久的。

而宋哲元动摇不定的态度，正是冀察当局在&ldo;七七&rdo;事变发生后，对抗战问题摇摆不定，终至因循坐误，造成军事上重大失败的历史根源。

在冀察政委会成立后，日寇对冀察当局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施加压迫，而且在军事上也步步进逼。

1935年冬，日寇指使刘桂堂匪部，由察东向河北省窜扰，企图在房山县一带建立盘踞的据点，以威胁北平的安全。

经第二十九军何基沣旅击溃，向南逃窜。

1936年9月18日，日寇步兵一个中队在丰台演习，在中途与第二十九军相遇，因让路发生争执，遂起冲突。

经双方派员前往调解，第二十九军由丰台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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