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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战争必须打下去。
1915年好战分子再次企图在战场上作出分晓‐‐德国人在东线实行深入穿插并侧翼包围的战术;法国人在西线连续不断地正面进攻;英国人试图用两栖包围的战术进攻达达尼尔海峡,以显示它的海上威力。
到了这年的年末,可以看清,一百年来用来训练士兵的拿破仑战术‐‐德国人称之为&ldo;压倒战术&rdo;,即以优势兵力压倒对方的战术,现在已经不灵了。
17世纪与18世纪的战争,其战略目的多半不是摧毁敌人的军队,而是耗竭敌方的经济资源,因此打的是消耗战、疲劳战。
18世纪要达到这样的战略目的最好是避免战斗;到了20世纪则改用诱敌法:发动一些进攻,但并不期望获得重大战术成功,只为了迫使敌人更快地用尽其资源。
1916年德国人进攻凡尔登,正是这个意思;英国人1916、1917年在西线也是这么做的,如果不是完全一样的话,区别只在于更延长了时间。
一位英国将军直率地说,钱袋最长的一方必将取胜。
为此,军队不再是国家战时的代理人或战士。
他们只是工具,被好战分子用来榨干对方的资源,流干对方的血。
与此同时,另一件传统武器‐‐海军封锁,也变得目的不明了。
很快,两个海军大国英国与德国,抛弃了三百年来有关海战的种种限制(不久前,1909年的&ldo;伦敦协定&rdo;还重申过那些限制),即:海上封锁须严格限于可用来从事战争的物资。
如今,两国认定,所有的物资都同战争有关。
英国与德国就这样处于相互围困的状态。
当和平到来时,战场上的胜利还不如经济上的与心理上的创伤来得多。
这种战争带来的沉重负担,老百姓只好承受,无处去抱怨,打仗欠下的债务,高得惊人。
妇女代替男子在地里耕田,在工厂做工。
平民百姓用不起奢侈品,屈从于日益严格的必需品配给制度,勒紧裤腰带,商店里的货品已消失殆荆交战双方的社会都经历着同样的变化。
政府对新的社会领域与经济领域加强控制。
要求广泛参预政治的压力增强了,并在很大程度上被接受了。
政府不得不接受工会作它的伙伴,并承认了工会的权利与它在社会上的地位。
征收战争税不再像从前那样按公民财富多少规定不等的税率,现在拉平了。
如果说,社会的军国主义化是老式的上层人士的新巧发明物,那么,他们可做了一桩最亏本的买卖。
因为,在爱国心激励下的欧洲各国人民,牺牲一切去追求不可能得到的胜利,这种胜利适足以摧毁上层人士自己。
1914‐1918年,欧洲的王朝国家,其王室与掌权的贵族世家已存在了五百年,在数周之内纷纷土崩瓦解了。
当然,为这些王朝服务的职业军队并未土崩瓦解。
在某些国家,军队掌握了政治权力。
而在另‐些国家,军队凭藉他们的专长,听命于后继的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