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师上的第一课就把我给震住了。

上课铃响，只见一位个头不高、天庭饱满、腰板笔直的年轻教师健步登上讲坛（后来我知道这一年秋雨师刚好四十岁），他两手空空，未带片纸，只带着一脸亲切而又自信的微笑。

复旦四年，我还第一次见到不带讲义就来上课的老师。

秋雨师授课口若悬河，神采飞扬，即使你对戏剧一窍不通，也能听得津津有味，一堂课下来，便彻底把我和我的同学们给征服了。

复旦名师云集，我听过几十位老师授课，印象深刻的有章培恒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夏仲翼先生的外国文学史，班主任陈思和老师的现当代文学，他们的课有种高堂讲章的学院派凝重森严之感，更多的是给我们以知识的启蒙和理性的思考。

秋雨师讲课与他们风格截然不同，他嗓音醇厚浑润，语气抑扬顿挫，时而娓娓道来，时而滔滔不绝，以感性的语言化解理论的枯涩，以栩栩如生的描述凸现戏剧大师的风采。

他授课看似天马行空，洋洋洒洒，其实骨子里有极严谨的逻辑脉络，艺术的感性与学问的理性水乳交融。

听他的课如沐春风，如观盛景，是一种陶醉和享受。

我在复旦也听过近百名海内外名家如李泽厚先生等人的讲座，不说学问，单以口才而论，秋雨师实为第一人。

当年我求学的复旦大学，弥漫着浓烈的大复旦主义。

&ldo;北有北大，南有复旦&rdo;，&ldo;复旦大学&rdo;的校徽映衬着每个学子骄傲的脸庞。

时常有沪上高校学生来复旦玩，佩带着自己学校的校徽，但很快便承受不了大复旦的傲气，偷偷摘掉了胸前的校徽。

给我们班上课的老师全是复旦的，秋雨先生是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为我们讲课的外校老师，不能不说是个异数。

而当时秋雨先生还只是一位讲师，与复旦相比，上海戏剧学院更是一个&ldo;弹丸之校&rdo;。

复旦能请秋雨师来授课，惟一的解释就是慧眼识珠，折服于他的实力。

好几年后，秋雨师又到复旦开过一、二次讲座，这时候的他早已名满天下，复旦无人不识君了，远非当年他给我们开课时，走在复旦校园里，识者寥寥的情景了。

听着秋雨师的戏剧美学课，我时常感叹，没能早两年领略到他的讲课风采，没能早两年知晓还有这么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

这时候的秋雨师根本不知道坐在下面听课的有我这么一个学生，而我更是没有想到，不久的将来我竟会和他发生如此密切的关系。

二、忝为余门弟子

复旦是个学风自由的校园，给每个学子以极大的选择空间。

在复旦四年，我的求学兴趣也一直在变。

当时中文系古典文学是显学，我一进校也认为研究古典才是真正的做学问，于是苦读《文选》、唐诗宋词和唐宋八大家，将来准备考古典文学研究生。

读了两年发现自己竟读成了书呆子，一想到将来要和古典打一辈子交道，不禁毛骨悚然，于是开始转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学最时髦，我在最后一学年心血来潮猛啃美学，在同学的一片怀疑目光中考了蒋孔阳先生的西方美学研究生，据说初试成绩进入前三名，蒋先生也有意召至门下。

这时一个偶然原因又破了我的美学梦。

我平生写的第一个电影剧本在几位好友中传阅，颇受好评，连陈思和老师也予以鼓励，一下子激起了我要搞创作的冲动，美学研究生复试也不去考了，打算毕业分配去北京的某个报社或杂志社从事文学创作。

然而到了五月份，教育部下达毕业分配名额，我的家乡安徽省淮北煤炭学院来复旦中文系要一个毕业生，去它们那儿教授大学语文。

那时候的大学毕业分配由国家统一安排，个人根本没有选择权。

我那一届复旦中文系只有两名安徽籍学生，我的老乡郜元宝已经考上了文学理论研究生，这个苦差便非我莫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