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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章（第1页）

对我的人生态度、文化态度和价值取向，影响最深者当属余秋雨先生了，无论是在上海、北京，还是后来的深圳。

这不仅仅因为我是他的学生，也不仅仅是他文章的阅读者，大多源自于感知和想象。

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ldo;想象一种语言也就是想象另一种生活。

&rdo;在雪域高原，在茶马古道，在丽江大研古镇，在&ldo;斜晖脉脉水悠悠&rdo;的徽州古村落，在&ldo;三生花草梦苏州&rdo;的江南小镇，或是在山崖，在庙宇，在山风呼啸山丫，在烟火熏黑的祖屋，在古蔓荒藤遮盖的岩画前，甚至在异域的&ldo;加州旅店&rdo;，这种想象和感知是挥之不去的，是温暖的，是刻骨铭心的，如冬天雪夜里温热的老酒，如遇多年不见的知己。

在这种想象与感知中，我尤为激赏的是余先生关于&ldo;学者要有民间情怀，文化要有民间情怀&rdo;的呼吁。

这是一个纷杂多元的社会，&ldo;走出书斋，去实际看看，在文本文明之外接受时间文明&rdo;。

这是文化转型期的现代学人都要面对的问题。

熟读余先生文章的人，都会感知到一种跨越历史与现实的人文精神和浓浓的家园意识，同时也会感知到余先生对构建城市文明的渴望和对当下经济发展的关注。

余先生从中华文明出发，到阿拉伯文明，再到欧洲文明，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整体性影响的文明，基本上都被他涉足。

在我眼里，余先生既是文化的探求者，更是文化的实践者和文化的体验者。

美术评论家王广义曾提出&ldo;清理人文热情&rdo;的观点，他指出：&ldo;我提出&lso;清理人文热情&rso;这观点主要是希望理论界尽量避免对一幅作品过度放大它的意义。

我现在觉得这个观点在当时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这样无休止地放大，对人文热情的过度投入，可能使画家远离生活。

&rdo;现在，有人甚至将学者分为专业学者与媒体学者，前者指的是那些固守书斋、专心研究学问的学院派，后者自然指的是那些除了研究学问外，还频繁在公共领域，就国计民生发挥作用的知识分子。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两者之间要人为地二元对立。

人的学养不同，研究的领域不同，治学方法和人生态度也就不尽相同。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ldo;言必称韦伯&rdo;时，人们津津乐道地&ldo;以学术为业&rdo;与&ldo;为艺术而艺术&rdo;，是韦伯对韦伯偶像崇拜者带来的误区，这样的命题可以成为一种分析角度，但命题本身是幼稚而造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