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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第1页）

我感到周洪林先生作为一名居住上海的学者、研究者，在方式方法上是认同和支持余秋雨老师的。

他认为&ldo;观念的转变才是根本的转变，观念、整体感、大思路、方向，对所有局部、细节有指导意义&rdo;，而文学散文&ldo;有别于专门的读史札记，更不同于历史考证专门在小学、掌故、史实等出处、索隐、注疏上下功夫，无证不信、孤证不立、无一字无来历，彼此在兴趣、方法论、价值观念等一系列问题上是有不同的，存在基本区别的&rdo;。

对于远在北京的我看来，这整桩事情的运作，最后又一次回到了观念的根本分歧、方法的根本分歧上来。

就像周洪林先生说的，&ldo;如因批评者长期来细节考证搞多了，总体思想反而被忽视，见小不见大，确实不理解的，那我们应予原谅，不知者不为过嘛!但无论如何，不能明明是自己不理解，却反咬一口、倒打一耙，以两个&lso;不幸&rso;作为余&lso;拒谏&rso;的最重要依据而&lso;愤慨之极&rso;，那就没有道理了!而正是由于这种对明明正确的观点，视为&lso;拒谏&rso;、因此&lso;愤慨之极&rso;、兴师问罪，使批评的出发点与归宿发生了根本动摇，掩盖了争议的根本思想分歧!&rdo;

这实在是很绝望、痛心的事情。

早些时候听金克林说他们大可堂文化公司要出一本余秋雨《文化苦旅》的线装书，他还答应送我一本。

后来知道，这件事情的背后还发生过一次&ldo;电话事件&rdo;。

那时，《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在大陆和台湾同时出版，并在香港连载，大陆多数媒体自然也争相报道，成为一个重大文化新闻。

不过此事并没有影响大可堂文化公司与上海辞书出版社合作制作《文化苦旅》线装书的计划，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指责无损于余秋雨著作的文化高度和美学高度。

好玩的倒是，大可堂公司的老总这时突然接到一个&ldo;奇怪的电话&rdo;，自称《石破天惊逗秋雨》的作者，他强硬地要求大可堂立即停止发行余秋雨的书籍，还说&ldo;我们已经组织大批人员，专门批判余秋雨的作品，包括《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rdo;。

我听到这个故事，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真不敢相信在现在国家这样的氛围里，还有人土到用这样的态度和口气来行事。

这让我这样一个悲观消积分子更加地绝望，也更加地替余老师难过。

现在是什么时代了，我们边上一些组成我们生存环境的人，他们的观念和作派与我们如此地大相径庭，风马牛不相及。

用我自己的话说是&ldo;土到了家了&rdo;。

我们完全处在不同的思维与行动体系里，我们也本来完全可以各行其是平行发展的，但最终不仅遭遇对方挑衅，而且为了保卫自己有可能还要被迫进入对方的价值体系当中，这是万分痛苦的事情。

最难过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必得在这样的环境里共存，想躲也躲不掉，想甩都甩不脱。

我猜想余老师一定很苦恼，那些对他做下这样事情的人们并非都是些陌生人，他们过去都曾在上海的文化大圈子里出入，即使不是熟人也可以是熟人的熟人，有什么样的&ldo;学术问题&rdo;不可以交流呢。

不是另有原因，完全不需要这样弄得满城风云的。

又想起几年前要余秋雨&ldo;忏悔&rdo;文革历史问题的事，也闹得沸沸扬扬，逼得余老师打起了官司，最终由被告向余老师当庭道歉了结。

那次是想要推毁一个人的人格，而余老师不得不花费几年的时间来清洗一群人对他的泼污;这次，却又想要摧毁他的文化尊严，我想不出余老师该怎么办才好。

如果保持沉默，在中国现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不自救，必然就要失去自己的文化尊严;如果站出来接招&ldo;自救&rdo;，必然又要进入对方的价值体系，连整个的自己都失去了。

突然联想到自己很多年前和人吵架的事情，就有点这样的意思。

也算是一个不太愉快的记忆。

那是一位大我十几岁的女性，有老公有孩子，我那时还没从失恋中缓过劲来，连个男朋友都没有，她却不知为什么十二分地看我不顺眼，总是我说一句什么她就要接住下一句，好要重重地抨击我。

与&ldo;&tis;&tis;&rdo;共舞（3）

我天性淡漠很少接她的招，依旧和周围别的女孩儿们打闹成一团。

但住在同一间集体宿舍，有一天还是针尖对麦芒地接上了话茬。

当时正是晚上，大家洗漱完毕都上床了，怎么就锵锵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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