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藩者，吴三桂、尚可喜（子之信）、耿精忠也。

如前所述，满洲入关，旗兵不过十八万，所以能够定鼎中原、建立新朝，盖精于利用汉人，其术有以致之也。

其术有二：一是以汉人招降汉人，此即新设绿营的原因；一是以汉人与汉人战，令旗营压阵，而绿营前驱，以致每战每胜，终于扫清南明馀氛。

而为王前驱之汉人中，最具实力与功勋者，则为三藩。

康熙十二年末，吴三桂反。

明年三月，耿精忠反。

不一年，尚之信亦反。

&ldo;于是，诸藩之毒尽发&rdo;。

藩，相当于後世之军阀；军阀没有不闹事的，藩亦无不怀反心者。

此事与藩王、军阀之人品、学问、德行无关，而与制度有关。

中央集权制度中，本就不应出现藩王、军阀这些东西；藩王、军阀，只有在松散邦联型的国家中才有存在的合法性。

一国之权，其大者无非外交、军事、财政三端，中央集权国家所集之权，亦以此三者为要。

而藩王、军阀牢牢把持属地之军事、财政，甚而自行外交；若放任自流，则是国中有国，浸久且将俨然为敌国，明显不符合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初衷。

今世有宏大构想，称一国两制，其创造性、突破性无庸置疑，然其终不合乎中央集权国家之原则，亦毋庸讳言。

当吴三桂未反前，清廷曾议&ldo;撤藩&rdo;，时方弱冠之年的玄烨就说了：&ldo;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可也&rdo;。

果不其然，一句撤藩，逼得吴三桂不得不立即造反。

不过，在深谙国家体制的玄烨看来，吴三桂迟早要反，他不反，子孙也要反，待到他韬光养晦、养精蓄锐之後再反，不若促其在立脚未稳、根基不固时造反，收拾起来反而容易一些。

读者看吾国史书，新开之国，往往不顾百战之馀的疲惫，先不急于休养生息，而务必将境内残敌、边疆祸薮剿灭无馀，方肯罢手；此与康熙朝的迫藩造反，是一个道理。

这种做法，全是基于军事上的考虑。

军队要保持战斗力，最好的办法就是经常打战，&ldo;养兵千日，用于一朝&rdo;云云，其实不太可靠。

流汗哪能和流血比呢？譬如足球训练，以赛代练可行，一味只练不赛则不可取，长期集训制终不如经常联赛制能锻炼人才，就是这个道理。

开国不久，一日不去隐患，则一日不得安生，与其姑息养成未来之大患，不如趁着军队尚有馀力，先下手为强。

要知道，此时所对之敌也处于久战之馀，来不及休息；你觉得自己不行，他还更没信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