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春天，三月底，地上已经没有积雪，椋鸟在医院的花园里啼叫了。

一天黄昏，医师送他的朋友邮政局长走到大门口。

正巧这当儿犹太人莫依谢依卡带着战利品回来，走进院子里。

他没戴帽子，一双光脚上套着低腰雨鞋，手里拿着一小包人家施舍的东西。

“给我一个小钱！”

他对医师说，微微笑着，冷得直哆嗦。

安德烈·叶菲梅奇素来不肯回绝别人的要求，就给他一个十戈比的银币。

“这多么糟，”

他瞧着犹太人的光脚和又红又瘦的足踝，暗想，“瞧，脚都湿了。”

这在他心里激起一种又像是怜悯又像是厌恶的感情，他就跟在犹太人的身后，时而看一看他的秃顶，时而看一看他的足踝，走进了那幢厢房。

医师一进去，尼基达就从那堆破烂东西上跳下来，立正行礼。

“你好，尼基达，”

安德烈·叶菲梅奇温和地说，“发一双靴子给那个犹太人穿才好，不然他就要着凉了。”

“是，老爷。

我去报告总务处长。”

“劳驾。

你用我的名义请求他好了。

就说是我请他这么办的。”

从前堂通到病室的门敞开着。

伊万·德米特里奇躺在床上，用胳膊肘支起身子，惊慌地听着不熟悉的声音，忽然认出了来人是医师。

他气得周身发抖，从床上跳下来，脸色气愤、发红，眼睛爆出来，跑到病室中央。

“大夫来了！”

他喊一声，哈哈大笑，“到底来了！

诸位先生，我给你们道喜。

大夫赏光，到我们这儿来了！

该死的败类！”

他尖声叫着，带着以前病室里从没见过的暴怒，跺一下脚，“打死这个败类！

不，打死还嫌便宜了他！

把他淹死在粪坑里！”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见这话，就从前堂探进头去，向病室里看，温和地问道：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伊万·德米特里奇嚷道，带着威胁的神情走到他面前，急忙把身上的长袍裹紧一点，“为什么？你是贼！”

他带着憎恶的神情说，努起嘴唇像要啐出一口痰去，“骗子！

刽子手！”

“请您消一消气，”

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抱愧地微笑着，“我跟您担保我从没偷过什么东西；至于别的话，您大概说得大大地过火了。

我看得出来您在生我的气。

我求您，消一消气，要是可能的话，请您冷静地告诉我：您为什么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