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10年6月，我的第一批学生毕业。

一切似乎没我想的那么坏。

其间打扰我的只有莫名其妙的评论和连绵不断的私信。

两个月后，我收到一条私信，大意是问我愿意给他们写专栏么？我没回复。

第二条私信很快发来，还是这个人，他问我，你愿意来北京做杂志编辑吗？我看到他的微博认证是某杂志主编。

因为正值暑假，我有的是时间想事儿，一周之后，我做了最后的决定。

一个下午，我带着辞职报告跟校长谈了一次，从学校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彻底告别了自己的教师生涯。

回家后，我才把这个消息告诉父母。

他们先是惊讶，因为在此之前我没跟他们透露一点儿相关消息，他们的讶异很快就变为愤怒，他们认为一份高中教师的工作对一个生活在哈尔滨的二十三岁姑娘而言，其实足够。

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为一个在网上结识的人一句话，辞职去千里之外的北京，也不知道之前没有一点编辑经验的我突然跑到北京到底能做点儿什么。

确定我已经辞职之后，他们开始沉默，整个家陷入一种可怕的死静。

十天后我启程，母亲默默为我收拾了行囊。

后来，我妈才告诉我，我做警察的父亲在得知我辞职消息的当天就去了一趟北京，专门跑到我要工作的公司彻彻底底地打听了一通，确定靠谱之后，才默许我离开家。

来北京的第一段日子，我借住在一个朋友的朋友家，只因为她就住在我公司对面，再远点儿我可能不认识路。

我要做的版面是&ldo;两性与健康&rdo;，这对于一个之前性生活对象只有大学男友一人的姑娘而言实在滑稽。

不过一切容不得我选择，这对我而言不是安排，是任务。

几个月后，我已经见过所有之前认识的在北京工作的网友。

我依然什么地方也找不到，工作还没转正期间，我那点微薄的工资几乎都用来晚上和朋友吃饭来回打车，当老师时攒下的工资基本上花了个精光。

总是在别人家叨扰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我用身上的最后一笔钱租了间房，房主是对北京的老夫妻，两个人住在破旧不堪的楼里，只住两室中的一间，另一间租给我。

坏消息是窗户摇摇欲坠，好消息是距离公司近且价格便宜。

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在喝酒，没有一天不是凌晨才回家。

每天穿着大眼儿的丝袜，蹬着高跟鞋，两根手指夹着支烟，给自己涂个大红色的嘴巴走在这个城市。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非要这么干，但我只知道，如果当时的我任凭自己的状态消沉下去，我很可能在某个周末被压抑扼死在那个破旧的小屋里。

这种想法如今想起来很滑稽，但却是我当时的唯一念头。

没人瞧不起我，没人给我冷眼，我只是突然觉得自己渺小。

我按照之前做教师时的工资提了薪资要求，可这个数字在北京这个城市仍显得少到可怜。

有时候，我会在下班之后坐在人潮拥挤的国贸地铁口拎着一瓶啤酒看周围的人：他们个个行色匆匆，好像这个城市一直需要他们；他们好像永远那么忙，好像他们就是这个城市未来命运的决定者；他们总说&ldo;下班了，回家&rdo;，可我总是想：这个城市真的是他们的家吗？能让自己睡个觉的地方就是家吗？他们真的需要一个每平米支付五万块才能买下来的家吗？我们每个人好像一直都在跑，却总觉得自己把心和最后一点安全感落在了千里之遥的家乡。

我开始强迫自己找个北京籍男友，我希望这么做能换来内心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我知道有了他就不必再到处问路；我知道有了他不用住在冬天盖三床被子才能暖和起来的旧房子里；我知道有了他能有个关于明天的期许；我也知道，有了他也许就不会让我的孩子跟我一样，不得不面对初到大城市的怅惘。

当我的男朋友第一次带我回家的时候，我并没有看到新楼盘里气派的大宅门，那是一幢破旧的小楼，电梯里黑咕隆咚，开门的是两位老人。

我低下头默默吃饭的时候，我听到他母亲在厨房里问他：&ldo;怎么是个外地姑娘……&rdo;

2011年，因为连续喝酒熬夜和不规律生活，我生了场大病，父母闻讯赶来，给我单独租了一间房子。

他们说：回去吧，回家怎么都比这样强。

我就乐了，我说我来了就不打算走，要是这么走了我之前受的这些罪就全白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