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李鸿章托人去找户部的书吏，探探他们的口风。

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们要一厘三毫的回扣，也就是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三钱。

曾国藩需要报销的军费总额是三千多万两银子，按一厘三毫算&ldo;部费&rdo;需要四十万两。

曾国藩一听，也吓了一跳。

四十万之巨，无论如何是不能答应的。

怎么办呢？只有继续公关。

曾国藩命江宁（南京）布政使李宗羲托人，李又托了一个叫许缘仲的人出面和户部书吏接洽，做了大量工作，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给八万两，显然书吏做了极大让步。

恰好在这时，中枢的批复到了。

出于对他们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卓越功勋，皇帝（实际是太后）同意他们免于报销，曾国藩对此感激涕零，同治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他对此&ldo;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rdo;。

按理说，皇帝发了话，这八万两就可以省下了。

不过，曾国藩却说，这说好的八万两银子&ldo;部费&rdo;还是照给。

因为阎王好见小鬼难搪，他怕户部这些书吏以后会借故找他的麻烦。

三

那么，以上这些开支，钱都是从哪儿来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同治七年底那一万四千两别敬的开支来源。

那一次北京之行，曾国藩花费了两万两。

除了一万四千两别敬，&ldo;合之捐款及杂费凡万六千下上，加以用度千余金，再带二千余金赴官，共用二万两&rdo;。

这笔巨款的来源，曾国藩说得很清楚：&ldo;已写信寄应敏斋，由作梅于余所存缉私经费项下提出归款。

&rdo;

&ldo;缉私经费&rdo;出自两淮盐运司。

管理盐业的一个重要手段是&ldo;缉拿私盐&rdo;，以保障官盐的销售。

所以盐运司每年都会提出一大笔经费用来缉私。

不过缉私只是&ldo;缉私经费&rdo;的用途之一，其实盐运司许多不好处理的开支，都用&ldo;缉私经费&rdo;的名义。

比如他们每年&ldo;孝敬&rdo;给两江总督的&ldo;陋规&rdo;，也以这个名义致送。

从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八日曾国藩信中&ldo;运司派曾德麟解到缉私经费二千余金&rdo;来看，盐运司定期会给曾国藩送来&ldo;缉私经费&rdo;，曾国藩将其都存放在&ldo;后路粮台&rdo;，&ldo;吾令其解金陵后路粮台&rdo;。

此外，上海海关每月也要送公费给他。

同信之中，曾国藩说：&ldo;存于作梅台中（即后路粮台）者，系运司缉私经费及沪关月送公费（现闻近三万金），为余此次进京之用（连来往途费恐近两万）。

&rdo;后来同治八年二月初三日信中又说：&ldo;后路粮台所存缉私经费，除在京兑用二万外，计尚有万余金……此外淮北公费尚有应解余者（十月间书办曾拟札稿去提，余未判行）……&rdo;

从这封信的前后文推测，曾国藩在&ldo;后路粮台&rdo;也就是自己的财政司中建有一个&ldo;小金库&rdo;。

盐运司送的&ldo;缉私经费&rdo;，上海海关、淮北海关等几个海关送的&ldo;公费&rdo;，就是曾国藩这个&ldo;小金库&rdo;的金钱来源。

而其用途，则主要供曾国藩官场应酬打点之用。

曾国藩同治七年底进京，一路路费和生活费，在京中送礼所用，再加上带到直隶总督府的两千两零花钱，全系&ldo;小金库&rdo;中的钱，或者说是公款，并没有动用自己的&ldo;养廉银&rdo;。

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同治三年他送乡试主考的钱，以及同治九年送给&ldo;小钦差&rdo;的&ldo;程仪&rdo;，也应该出自这里。

曾国藩的养廉银则存放在布政使衙门，主要供自己家庭开支所用。

同信之中，他交待曾纪泽说：

吾之银存于雨亭署内（即江宁布政使李宗羲处）者，系养廉（已有万八千余），尔尽可取用。

同治八年正月二十二日，他在给曾纪泽的信中说：&ldo;尔等进京，可至雨亭处取养廉数千金作为途费。

&rdo;可见，曾国藩家人进京的路费是动用养廉，而不是小金库的钱。

由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曾国藩是怎么区别&ldo;陋规&rdo;与&ldo;养廉&rdo;的用途的。

&ldo;因公&rdo;而产生的官场应酬，出自&ldo;小金库&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