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康熙末年，江西巡抚衙门的陋规数达七万四千四百两。

而据雍正初年山东巡抚黄炳奏报，当地巡抚衙门每年接受的规礼达十一万余两。

而河南巡抚则奏报：&ldo;一年所有各项陋例，不下二十万两。

&rdo;

相对于上面估计的雍正年间一位巡抚的实际年支出是八千到二万两，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家的默许下，官员们会超越&ldo;合理&rdo;限度多远。

所以雍正皇帝进行的&ldo;耗羡归公&rdo;和&ldo;养廉银&rdo;改革就显得无比英明。

他以公开的&ldo;养廉银&rdo;来补足地方官员开支的需要。

此后，总督最大的一笔固定收入是养廉银。

养廉银制度使得官员的俸禄比以前大为增加，禁革陋规在此基本上渐次展开，成效显著，吏治为之一清。

可是这种情况只维持了不长时间，乾隆中期之后，陋规又死灰复燃。

这首先是由于&ldo;养廉银&rdo;的数额远远少于&ldo;陋规&rdo;。

雍乾之际历任部院大臣和地方大吏的孙嘉淦就说，养廉不及火耗之&ldo;少半&rdo;，官员们尽管表面上薪给猛增十倍甚至百倍上下，实际上收入却锐减。

在官员心底对陋规势必念念不忘。

更根本的原因是雍正皇帝去世后，清代物价大幅上涨，&ldo;雍正时期和乾隆末嘉庆初的价格差异巨大，根据整个十八世纪官员的零星记录，王业键估算出这一时期物价差不多增长了三倍。

&rdo;于是陋规制度不可避免地复活了。

&ldo;当大员们发现自己实际的收入在减少，他们就开始将开销重担转嫁到属下身上，如同火耗归公前一样，公差官员开始责令他们路经地界的官员供应食物、炭薪、仆人、车马、宴请以及规礼。

&rdo;到了嘉庆以后，各种陋规全面复活，数量上则比改革以前还要更多。

八

曾国藩时代，各省陋规数额比康熙时代还要巨大。

金安清说：

（规费收入）以两江总督为最，一年三十万。

淮南盐务居其一，各关备贡居其一，养廉公费居其一，皆用印文解送，不以为私。

康熙时代，规费最多的总督也不过二十万两。

然而这一时期，&ldo;规费&rdo;的制度化倾向更加明显。

首先，这三十万中，并未包括私人礼金。

其次，金安清说得很清楚：这三十万巨款，&ldo;皆用印文解送，不以为私&rdo;。

也就是说，这些钱都是各衙门公开以正式印文解送的方式，送到总督衙门。

那么很显然，这三十万巨款中绝大多数起码在表面上是用于公务的，否则不可能送得如此光明正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