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往事，能更清楚地看出造成苏联社会改革困难的基本原因。

要在一个大部分版图处于严峻恶劣的自然气候条件下、而众多民族又各有不同的历史、民族文化和文明传统的大国里进行民主改革实在难上加难。

在民主化进程中长期共同生活积累起的各方面的冲突和矛盾迅速蔓延和激化。

恬不知耻的、急于上台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巧妙地利用了这些冲突和矛盾。

国家制度架构的削弱（我国改革派领导人和他们的政治反对派‐‐党内的保守派和激进民主派‐‐对抗加剧的结果）对经济政策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监督体系、法制的日益削弱，使大多数高层官僚对实际攫取国有财产的贪欲大增。

几百年来根深蒂固的群众性社会文化的陈规旧套，对改革和我国的命运起了反面作用。

还可以加上后期苏联社会某些精英群体世界观的特点。

自愿地、有意地放松国家对社会的严厉监控，不是被看做是当局邀请对话和合作的愿望，却被看做是当局的软弱，正好乘机攻击国家。

命中注定的巧合也起了作用：切尔诺贝利事故、亚美尼亚地震、世界能源价格猛跌‐‐这一切灾难严重削弱了我国的经济能力并破坏了本已萌生的居民的社会乐观主义。

只用客观因素和俄国的传统遗产来解释改革的悲剧性结局是不对的，也是不老实的。

改革领导人犯的错误和失误起了不小的作用，当时他们的行动受硬性的时间限制，很快便置身于结成推翻中央政权统一战线的民族主义者、保守派和激进派的交叉火力之下。

至今专家们对于以下问题仍众说纷纭：是苏联改革领导人在改革过程中犯了本可避免的失误，还是米&iddot;戈尔巴乔夫及其战友由于80年代、90年代初选择空间极度缩小实际上别无选择，也无机动的可能。

看来，在当时改革的框架内选择的可能性还是有的，犯下的错误严重恶化了局势。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把这些可能性和错误分为制度上的和行政管理上的两类。

属于第一类的是苏联和苏共改革领导人建立自己的政治结构和稳定的群众基础的失败。

大家都清楚，苏联是&ldo;党的国家&rdo;，其中的苏联共产党这个政治意识形态组织和国家的机构紧密交织，互相联结，因此党的削弱便自动导致国家日趋瘫痪。

很难否认，尽管十分不民主，但这个独特的权力组织方式在苏联现代化中作用不小。

党‐国家是十分有效的开发式加速发展的主体，尽管为此不得不付出了人民艰难困苦的巨大代价。

而在相对安定的情况下，这个半军事机制开始停滞。

它逐渐变成了苏联发展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