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有一次我国最杰出的军事专家之一弗&iddot;德沃尔金告诉我说，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对1941年痛苦的记忆给我们造成了心理影响，当年我们一下子几乎损失了全部装备，因此要设法多储存些。

《奔向自由》第二部分戈尔巴乔夫与改革：咄咄怪事之反观（1）

戈尔巴乔夫与改革：咄咄怪事之反观

罗德里克&iddot;布赖特韦特

书写历史和主宰历史，完全不是一回事。

书写历史的人具有回顾历史的宝贵长处，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国务活动家会犯错误？又是怎样犯下的？因此似乎很容易得出结论，认为国务活动家瞎了眼睛，愚蠢透顶，甚至是一些坏蛋，因为他们的行动导致了灾难。

但是在这方面想像力不够使历史学家陷入困境。

连最英明的国务活动家，连其中具有最灵敏的政治嗅觉的人，都不得不在黑暗中行动。

他们可以推测，但不能肯定清楚，明天会出什么事，更别说一年或十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了，他们不得不摸索着前进。

政治家和军事首长的行为同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是一样的。

我们中多数人要作出的最重要的决定是结婚。

这同样是懵然一跳，这件事同样并非总有好结局。

因此我们在评判那些涉及伟大事件的人时应该谦虚谨慎。

当时，对戈尔巴乔夫、里根或撒切尔指手划脚，品头论足，这很容易。

批评家们认为，难道戈尔巴乔夫不知道他启动的进程会毁了苏联吗？难道他不知道苏联在各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势力的挤压下会四分五裂吗？

好吧，首先，不妨想一想，戈尔巴乔夫并不是唯一不能预见这种事态发展的人。

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情报机关、苏联克格勃最优秀的分析专家、学者在此之前都没有看到这一点。

连那些早就以为苏联不能永世长存的人中也几乎没有人能准确预见到苏联在什么时候不再存在。

有一种意见，认为苏联解体是美国在冷战中取得胜利的结果。

这一结论过于简单化了。

我认为，苏联解体出于国内原因，因为它的制度不再有生命力，同美国的竞争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竞争为制度在其内部造成的紧张局势添加了重大的外部压力，但这并非主要的原因。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骇人听闻的经济破坏之后复兴了国家。

它用自己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而且异常迅速。

苏联的军事科学和工业站到了前列。

苏联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掌握了热核合成技术，制造出威力巨大的炸弹和导弹，向太空先是送去了狗，后来是送去了人。

苏联领导人和苏联人民在其历史上第一次感到，在争夺技术优势的斗争中战胜了西方。

1961年党的纲领许诺再过20年苏联消费者将保证得到丰富的物质和文化财富。

但是，这时国内外细心的观察者已经发现了表面幸福安康的内幕。

乔治&iddot;凯南是最先预言苏联垮台的人之一。

他在发表在1951年《政治》月刊4月号上的一篇文章中信心十足地说，苏联政权将来不是自行消亡，就是其领导的精神和性质彻底改变。

他是一个明智的人，他作出的预言并不打算确定某个期限。

到1950年代末，苏联已经经历严重的国内危机。

它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粗暴和残酷的，但它成功地完成了加速工业化、战争和战后复兴的任务；但是后来这个制度太不灵活、太僵化了，不能适应和平时期的要求；宏伟的、代价极其高昂的投资计划好些年甚至几十年一直没有完成；商品质量低劣，这些商品连吃够苦头的苏联消费者也不愿购买，因此都积压在库房里；社会领域得不到足够的资金；农业举步维艰，危机四伏；隐性失业现象在扩大；苏联优秀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研制的先进工艺停留在图纸上，因为没有有效的机制来将其运用于生产。

但最主要的是苏联的技术尽管在征服太空和国防领域取得成绩，其他方面却越来越落后于西方。

那些像我一样1960年代在莫斯科居住过的人对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只要到莫斯科以外几公里的地方去，就能发现苏联人民确实生计窘迫；我当时交往的英国企业家经常为苏联在征服太空方面取得的成就和他们所到过的苏联企业严重浪费和外行之间差距明显感到大惑不解：由于一系列原因，这些事实不为西方苏联学家所知，因为其中许多人对俄国历史知之甚少，俄语掌握得差，有的干脆从来没有到过苏联。

苏联领导人当然也发现了弱点。

到1960年代初苏联领导人开始明白，经济停滞了；经济仍继续运行，只是由于存在着无孔不入的&ldo;开后门&rdo;体系；出现了整整一个&ldo;强行兜售者&rdo;和经纪人阶层，他们保障了供求之间的联系，而这是中央计划机关做不到的；最主要的是由于有企业和集体农庄领导人奋不顾身的努力，推动他们的既有对事业的忠诚、虚荣心、残酷无情，又有对不完成计划的后果完全有理由的害怕，因为在斯大林时期，为完不成计划可能要付出真正意义上的生命的代价。

据官方统计资料，虽然速度已经放慢但经济仍在增长，但是1964年新西伯利亚一个年轻的经济学家阿贝尔&iddot;阿甘别吉扬告诉他的同事说，官方的统计数字是骗局，建议他们不用这些资料而用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数字。

1953‐1964年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并不笨，他知道局势严重性，起先他尝试用传统的解决办法：他组织过政治运动，找了替罪羊来加以惩处，对行政管理体系作了纠正，他从西方进口技术和粮食，他抱怨&ldo;依赖心&rdo;，即人们坐等上级指示和财政援助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