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界、包括莫斯科以外的知识界以及一部分把自己归入进步人士的党和国家机关同僚中，戈尔巴乔夫很快就被视为最被看好的有望填补党和国家首脑职位空缺的人，这种看法在更广泛的舆论界也很普遍。

在随后的几年内这种看法进一步得到确定。

因此，当1985年3月决定性的权力杠杆移交到戈尔巴乔夫手中时，人们的反应不单单是赞成，而且多半是欢欣鼓舞，他所提出的、在进一步发展之后被称作&ldo;改革&rdo;的方针也受到极大好评。

当然，苏联居民不同的阶层和群体都把各自的特殊利益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针相联系，这些利益有时是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方针相吻合的，而更多情况下是不相符的。

但这一点后来才被发现。

改革的批评家们直到现在仍对&ldo;改革&rdo;的倡导者进行指责，说他在进行决定千百万人命运的改造时，并未拿出妥善安排改造的各阶段并考虑到其综合后果的详细制定的行动计划。

如果不把这种批评看成是针对不明真相者的明显的宣传（&ldo;煽动&rdo;）提纲、而看成是一种真实观点的话，就可以对其作出以下回答。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重大和深刻的改造是按列&iddot;尼&iddot;托尔斯泰笔下讽刺的奥地利将军的&ldo;第一纵队进发，第二纵队进发&rdo;等思维方式进行的。

任何一次社会动荡，如对经济制度、政治权力和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造，通常都基于一种总的价值方针，这种价值方针在行动起来的群众的自发创造中发生变化、得到补充或更新，这种创造的内涵是不能具体预测的，就连星相家也无能为力。

一般来说，所发生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是描写这件事情的历史学家事后所加。

改革的倡导者及其战友有没有价值方针呢？当然有，它反映出社会的主导情绪，要求对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加以改变，既要保留过去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又要使国家和人民免除由于制度潜力消耗殆尽以及政权蜕化而产生的上述疾患，因此，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头几年的流行口号是：&ldo;更多的民主，更多的社会主义&rdo;，&ldo;具有人的面貌的社会主义&rdo;。

具体来讲就是要把苏联社会变成自由的人的社会，这种社会建立在人道主义、人民政权和社会公正的原则之上，以能使人人当家作主并无限发挥主动性的多种所有制形式为基础，保障一切民族的实际平等和人的充分权利，并容纳人类最优秀的民主成果。

上述方针反映出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的丰富内涵并在最初得到社会的充分支持。

至于说戈尔巴乔夫及其战友在当时对实现目标的手段的认识，确实没有也不可能有。

这种认识是随着在改造的道路上前进，随着解决出现的问题和克服意想不到的障碍，随着社会情绪变化而逐渐形成的，如果说最初以为只是要纠正社会机体的某些变形，那么后来才清楚必须对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进行彻底改造。

对外政策方面的行动纲领最为显著。

必须毫不拖延地立即制止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结束军备竞赛、尤其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竞赛；需要调整在冷战过程中与世界许多主要国家恶化了的关系；急需革新与华沙条约国的关系；需要校正与所谓&ldo;第三世界&rdo;许多国家的关系；在这方面必须首先结束苏联军队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需要有对国际局势的全新视点，提出新颖独到的建议，表现出灵活性并愿意妥协，这些因素在当时都具备（&ldo;新政治思维&rdo;构想）。

经济和国内政策方面的改变要复杂一些，这些方面所积聚的问题的复杂性随着解决这些问题的每一步骤渐渐表现出来。

当时在经济领域最初只是提出争取有一些改善，增加对工业生产的投资以适应科技革命的需求（&ldo;加速政策&rdo;）；然而现行机制却没有发挥作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惯性，扼杀了当时为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一切尝试，对经营机制改革的尝试也无果而终。

在这方面尤为显著的是，必须利用市场机制作为经济发展的刺激手段，因此需要重新考虑经济发展战略，尤其是要扶持合作社和私人经营活动。

然而，寻求有效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的举动，却引起管理机关一部分有保守倾向的人的顽固抵制，在党和国家最上层中也有人为其撑腰，这种抵制力量的势头很大，甚至威胁到改革及其支持者的命运。

因此，在干部问题上作出重大决策已势在必行，并且迫切需要对政治体制进行深入改造。

即将发生的政治改革的前兆是逐渐放开对大众传媒的严格控制（&ldo;公开性政策&rdo;），其目的在于加强反馈机制并使居民积极支持经济和政治改造。

苏联党的机关对国家权力机构的控制随之削弱，后来彻底消失。

下一个阶段进行了差额选举‐‐首先是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尔后是俄罗斯联邦和其他各加盟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选举。

经过改革，苏联的国家代表机关和权力机构的关系发生了彻底改变，权力机构要向苏维埃报告工作，苏维埃则变为议会型组织；苏联宪法中取消了规定国内唯一存在的政党‐‐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第6条。

还曾致力于通过革新整个联盟的内容和结构来根本改善各加盟共和国与全国中央的关系，为此经过长期和反复的讨论，起草了大多数加盟共和国所能接受的新联盟条约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