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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派的军事将领们,由于长期进驻在各诸侯国中,使他们实际地感受到各国社会结构的差异性,尤其组织松散又复杂的齐、楚两国,更是他们所无法了解的。
实际进驻异乡,也使这些领袖们真正体会到,中央与地方间的距离将造成统治命令贯彻上的困难。
尤其是遥远的齐、燕及荆楚,在交通非常不方便的当时,想强行贯彻法治主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还是保持半独立的封建制度,较能有效地统治并管理这庞大又复杂的地区。
这些本土派领袖的父执辈,又正好是商鞅变法下的牺牲,为了有效集结国力,他们传统的地位和权力都被剥夺了,包括自己家族原拥有的军团,也被并入国家的武装部队中。
因此虽然在习惯上,他们常能服膺于秦王室强有力的领导,但他们对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制度,可是一点儿也不热衷的。
其实,这些本土派领袖的亲身体验,有不少很值得新政府在下决策时用以作调整思路的重要参考。
只是这些长年驰骋沙场的老将,本身论理思辨的能力太差,又不善于说明自己的看法,因此他们提出的论点,仍脱离不了传统的常识,这种政治立场也和他们自我的直接利害关系太近,对于一向长于合理性思考的秦始皇,自然是没有丝毫的说服力了。
以李斯为首的外籍政团,基于他们对传统封建制度的失望,以及对秦国新法制的过份热情,使他们对眼前政治环境的急速变化也有了盲点。
虽然他们个人的权势几乎仰赖于秦始皇的信任,但在秦国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下,他们是可以真正拥有实权的经营层,因此保有现行体制才是他们真正的利益。
李斯等人反对封建制度的论点,其实也不见得完全是客观的。
童年期由邯郸回咸阳后,秦始皇便一直未曾出国,因此对齐、楚等国的距离遥远和复杂性,是无法亲身去感受的。
虽然他一向擅长于合理性的思考和推论,但实务经验的缺乏也常会造成前提假设上的偏差,自然在推论上也很难有正确的判断了。
何况秦始皇自己也正沉醉在大成功的高度自信中,既然中央集权制度可以有效地让秦国达成一统天下的目标,必然也能有效地统治这个国家。
对秦始皇而言,这种推论是再合理不过的了。
这次的廷议,表面上是各派对其理想制度所作的争辩,其实更隐藏着派别权势的争夺。
不论是本土派领袖或外籍派政团,都已不像早年的改革派大将——百里奚和商鞅,能针对客观情势的需要,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作认真的思考;更没有仔细去观察,统一天下后,秦国客观政治环境上的改变,已有必要作制度上的大幅调整了。
如同英国史学大师汤恩比所讲的,这些具有创造力思考的少数,由于迷惑于成功的华丽灿烂中,他们的创造力消失了,因此很快地由创造的少数成为了当权的少数,秦帝国的衰败也由此开始了。
天下国家化,赢了面子输了里子
强大的作战力,加上卓越的政治革新,使秦国能够以单一国家的力量并吞天下,完成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统一。
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廷议争辩后,秦始皇裁定以国家主义原则,力行“天下国家化”
的政策目标。
接下来的工作,自然是度量衡、货币、车轨、文字等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的统一了。
华夏文明原本就是多种族、多文化的。
每个地区的语言、文字、食、衣、住、行等生活习惯都有很大的不同,度量衡和货币也非常杂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