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社会集体中，陌生人是很少受到欢迎的，即使讲的是同一种语言。

许多难民是几代甚至几个世纪侨居德国之外的。

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讲的话几乎是他们身上唯一的典型的德国特征。

有些地区流入的人口改变了居民的整个特点。

例如黑森，本来是新教徒占优势，现在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则接近于旗鼓相当了。

威斯特伐利亚的情况也大致相同。

在巴代利亚，定居了大量苏台德区日耳曼人，很快就看出他们对当地产生的影响。

这一些结果自然不为原来的居民所欢迎。

他们心怀不满，因为不是勉强止房屋与陌生人同住，就是被迫交付额外的救济税款。

有些难民精力充沛，有才干，因此飞黄腾达，他们不消多少时间就在新环境里变得水乳交融，但在那儿不一定能得人望。

还有许多人不是年老，就是多病，不是毫无能力，就是庸庸碌碌。

已交中年的男女一旦突然失122去生活中的既定地位，并不是人人都能重起炉灶，恢复原样的。

这样一些人适应不了环境，对社会起不了什么作用，很可能到死都成为社会的负担。

难民们纷纷涌到农村，而不是去城市，因为农村地区有许多完好无损的房园。

结果农村变得拥挤不堪。

因此，难民问题不是一个工业无产阶级的问题，而是一个农村贫民的问题。

最后的结果是难民的存在成了德国，尤其是西德的永久刺激一方面，原来的居民给他们弄得很不方便，一心想把他们搞走，另一方面，难民本身因遭受外国的驱逐而感到愤恨不平，又遭受本国同胞的勉强接待而心怀不满，从而缅怀故居，思念既往的生活（在朦朦胧胧的美好记忆中无疑地变得更美了）。

唯一能使双方一致起来的是这样的信念，就是说如果收复了奥得河那边的失地，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了。

既然纳粹利用定居国外的日耳曼少数民族作为干涉和征服的借口，那么住有这类少数民族的国家在德国战败的时候把他们驱逐出境，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

例如，指望捷克人允许苏台德区日耳曼人继续定后在重要的前线地带，就等于要他们置历史教训于不顾，因为1938年的记忆犹新。

波茨坦会议只是承认和设法调整它无力阻挠的既成事实。

罗斯福和丘吉尔都同意把德国东部相当大的一片地区划归波兰，尽管他们对西尼斯河线并不赞成。

真正要对这种结局负责的是纳粹分子，而不是西方盟国和俄国人，甚至也不是波兰人和捷克人。

但是，要指望这种政策的可怜牺牲者们懂得归罪于谁，那反过来将是对人性要求过分了‐‐即使懂得这一点，他们的境遇也不会变得愉快，他们的愤恨也不会稍减。

如果说有这么一种情况的话，那就是很可能产生过激政策。

避免这种后果的唯一办法是使西德达到一定程度的繁荣，这样一来，难民的人力和才能就会受到欢迎，他们就会很容易地为社会所吸收。

但无法把他们全部吸收到农业中去。

这就暴露出波茨坦协定的又一个缺点。

协定的一项条款规定剥夺大量的德国工业，而另一方面则又强化工业所必须履行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