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批人远离本国，多半是单独聚居，与德国人几乎没有什么社会交往。

当然，下层的官员们在公务方面经常要和德国人打交道，但是在高一级的司令部里，初期不存在德方人员。

在高一级，打起交道来几乎完全在英国人（或美国人）之间进行，用的是英语。

他们的工作是与其他有关部门（包括国内的有关部门）协调政策和草拟110必要的指令向下颁发。

在办公时间以外所接触的德国人往往限于侍者、司机和其他仆役，这种鸿沟的存在有几个原因，而正式禁止与敌国人亲善乃是最不重要的原因之一（不管怎样，这一禁令于1945年7月14日解除了）。

很少有几个官员能操流利的德语。

管制机构的人员中懂德语的极不普遍，而德语几乎是他们每天都要使用的。

许多人在原则上厌恶德国人，认为他们应负战争的责任，应对纳粹统治的种种暴行负责，因此他们不愿意和德国人过往甚密。

后来的接替者，因为役有亲眼看到德国在欧洲所犯下的累累暴行，厌恶之情便不那么强烈了。

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在占领区司令部的周围，当地的德国居民大多数是农民和小店主，但也有一批德国人为了这种或那种原因不愿意和盟国人员交往。

同时由于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一切食品都是自己运来的，因此不得不定下一条禁令，盟国的口粮不可供给德国人（为盟国工作者除外），加上要照顾到反德分子的感情，便导致禁止在盟国餐厅或俱乐部招待德国人了。

还有一个类似的禁令，就是盟国车辆不许德国人乘坐。

由于德国人粮食匮乏，住房设备简陋，到他们家里去访问，动辄使人为难，进入德国人的饭店和咖啡馆，也因一些明显的理由而被禁止。

有利于社交往来的一般条件既不存在，与其在缺乏这种条件的情况下花费力量勉为其难，倒不如回到管制委员会的孤立的小大地翼去，这要比前者容易得多。

也许当局在早期是原则上赞同与德国人交往的，那就应该采取若干实际步骤使这种交往简化，时候一到，那些最严重的障碍就消除了。

但是，全面解禁也一定会产生流弊，造成是非不明。

同时，如无正常的社交来往，一些为非作歹的社交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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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盟国占领军的圈子内货币已为军阶所代替，那么在德国社会生活中金钱也已不起作用，日益为物物交换所取代。

〔在西德〕&ldo;抑制&rdo;通货膨胀的工作进行得荒谬绝伦，达到了扼杀经济活动的地步。

军政府提出了值得尊重的教条，即物价飞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万恶的，于社会不利的。

但是在人民忍饥挨饿，政府机构很不健全的情况下，企图用具体的军事命令来管理各占领区内的经济，这只能使经济瘫痪的局面长期持续下去。

货币在很大程度上己不再是流通手段和经济核算的尺度，取代货币的是以货易货、补偿交易、以实物支付工资以及其他种种返祖形111式的经济交往。

其恶果有二：一是工业生产的恢复特别缓慢，二是农村饱而城市饥，情况悬殊极大。

这项政策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比听任物价飞涨所可能产生的情况还要严重。

这种经济方面的问题必须国待以后去讨论。

这里我们所关心的是其社会后果。

货币职能的丧失，破坏了西方文明赖以建立的主要基石之一，而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