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不相见，

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

共此灯烛光。

45年前我初到哥廷根我们初次见面，以及以后长达十年相处的情景，历历展现在眼前。

那十年是剧烈动荡的十年，中间插上了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没有能过上几天好日子。

最初几年，我每次到他们家去吃晚饭时，他那个十几岁的独生儿子都在座。

有一次教授同儿子开玩笑：&ldo;家里有一个中国客人，你明天到学校去又可以张扬吹嘘一番了。

&rdo;哪里知道，大战一爆发，儿子就被征从军，一年冬天，战死在北欧战场上。

这对他们夫妇俩的打击，是无法形容的。

不久，教授也被征从军。

他心里怎样想，我不好问，他也不好说。

看来是默默地忍受痛苦。

他预定了剧院的票，到了冬天，剧院开演，他不在家，每周一次陪他夫人看戏的任务，就落到我肩上。

深夜，演出结束后，我要走很长的道路，把师母送到他们山下林边的家中，然后再摸黑走回自己的住处。

在很长的时间内，他们那一座漂亮的三层楼房里，只住着师母一个人。

他们的处境如此，我的处境更要糟糕。

烽火连年，家书亿金。

我的祖国在受难，我的全家老老小小在受难，我自己也在受难。

中夜枕上，思绪翻腾，往往彻夜不眠。

而且头上有飞机轰炸，肚子里没有食品充饥，做梦就梦到祖国的花生米。

有一次我下乡去帮助农民摘苹果，报酬是几个苹果和5斤土豆。

回家后一顿就把5斤土豆吃了个精光，还并无饱意。

大概有六七年的时间，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我的学习、写论文、参加口试、获得学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

教授每次回家度假，都听我的汇报，看我的论文，提出他的意见。

今天我会的这一点点儿东西，哪一点儿不包含着教授的心血呢?不管我今天的成就还是多么微小，如果不是他怀着毫不利己的心情对我这一个素昧平生的异邦的青年加以诱掖教导的话，我能够有什么成就呢?所有这一切我能够忘记得了吗?

现在我们又会面了。

会面的地方不是在我所熟悉的那一所房子里，而是在一所豪华的养老院里。

别人告诉我，他已经把房子赠给哥廷根大学印度学和佛教研究所，把汽车卖掉，搬到这一所养老院里来了。

院里富丽堂皇，应有尽有，健身房、游泳池，无不齐备。

据说，饭食也很好。

但是，说句不好听的话，到这里来的人都是七老八十的人，多半行动不便。

对他们来说，健身房和游泳池实际上等于聋子的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