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掉，还我心灵的宁静，岂不是天大的好事吗?

我从高中时代起，就读老舍先生的著作，什么《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我都读过。

到了大学以后，以及离开大学以后，只要他有新作出版，我一定先睹为快，什么《离婚》、《驼骆样子》等等，我都认真读过。

最初，由于水平的限制，他的著作我不敢说全都理解。

可是我总觉得，他同别的作家不一样。

他的语言生动幽默，是地道的北京话，间或也夹上一点儿山东俗语。

他没有许多作家那种忸怩作态让人读了感到浑身难受的非常别扭的文体，一种新鲜活泼的力量跳动在字里行间。

他的幽默也同林语堂之流的那种着意为之的幽默不同。

总之，老舍先生成了我毕生最喜爱的作家之一，我对他怀有崇高的敬意。

但是，我认识老舍先生却完全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

30年代初，我离开了高中，到清华大学来念书。

当时老舍先生正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

济南是我的老家，每年暑假我都回去。

李长之是济南人，他是我的惟一的一个小学、中学、大学&ldo;三连贯&rdo;的同学。

有一年暑假，他告诉我，他要在家里请老舍先生吃饭，要我作陪。

在旧社会，大学教授架子一般都非常大，他们与大学生之间宛然是两个阶级。

要我陪大学教授吃饭，我真有点儿受宠若惊。

及至见到老舍先生，他却全然不是我心目中的那种大学教授。

他谈吐自然，蔼然可亲，一点儿架子也没有，特别是他那一口地道的京腔，铿锵有致，听他说话，简直就像是听音乐，是一种享受。

从那以后，我们就算是认识了。

以后是激烈动荡的几十年。

我在大学毕业以后，在济南高中教了一年国文，就到欧洲去了，一住就是十一年。

中国胜利了，我才回来，在南京住了一个暑假。

夜里睡在国立编译馆长之的办公桌上;白天没有地方呆，就到处云游，什么台城、玄武湖、莫愁湖等等，我游了一个遍。

老舍先生好像同国立编译馆有什么联系。

我常从长之口中听到他的名字，但是没有见过面。

到了秋天，我也就离开了南京，乘海船绕道秦皇岛，来到北平。

以后又是更为激烈震荡的三年。

用美式装备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反动军队，被彻底消灭。

蒋介石一小撮逃到台湾去了。

中国人民苦斗了一百多年，终于迎来了解放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