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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1页）

平王东迁，周王室衰败，作为周文化的构架和象征的《周易》和《洪范》的五行渐渐失去其宗教巫术的色彩，筮兆、龟兆渐渐不再作为占卜的征兆预示天、神的意旨，而是假借了爻卦、五行的形式，对各种社会现象、自然现象，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认识，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并作出自己的解释。

例如，《左传。

襄公二十八年》记载，郑大夫游吉直接引用《复卦》上六爻辞批评楚王：&ldo;楚子将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之《颐》曰：&rdo;迷复，凶&lso;。

其楚子之谓乎!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ldo;这里已没有筮占的巫术过程，而是将筮辞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变成一种具有较为普遍意义的政治原则。

《左传。

昭公三十二年》记载史墨直接引用《大壮》的卦象来解释春秋以来君臣移位的社会现象：&rdo;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

……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大道也&ldo;。

《大壮》的卦象成了阐述对社会变化普遍规律一种认识的依据，是一种理性态度对迷信筮占术的改造。

在这里《周易》的卦象，筮辞已失去原来预示吉凶征兆的迷信意义，而是一种哲学理性的认识。

由于适应了当时因西周传统影响而形成的&rdo;述而不作&ldo;，&rdo;托古维新&ldo;的社会心态，这种神道设教的方式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和说明力，以借用传统的宗教力量推行教化，维持现象的社会秩序，所谓&rdo;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ldo;。

但是，神道设教的方式本身却说明了《周易》的筮占和《洪范》的五行已失去了原来的神圣性，不再使人有一种信赖感，而对它采用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

如《左传。

昭公十二年》记载，子服惠伯提出，&rdo;且夫《易》不可占验&ldo;，对《易》占筮兆的可信度产生了怀疑。

又如《左传。

僖公四年》记载：&ldo;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

公曰：&rdo;从筮&lso;。

&ldo;郑玄在《礼记。

曲礼注》中对此评论曰：&rdo;卜不吉则又筮，筮不吉则又卜，是渎龟策也。

&ldo;《左传。

昭公十三年》记载楚灵王卜，&rdo;曰，余尚得天下&ldo;，结果&rdo;不吉&ldo;。

楚灵王见龟卜的结果不符合自己的心意，便咒天骂卜，&rdo;投龟诟天而呼曰，是区区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ldo;。

从怀疑到亵渎、诅咒，可见卜筮的权威性已丧失殆尽。

春秋战国之际是乱世，群雄并立，一尊观念淡漠。

乱世逼迫统治者、士大夫们现实地看待社会，分析问题，使人们远离神教信仰。

另一方面，朝不保夕，祸福旦暮的动荡乱世使人们在信仰上缺乏专一性。

不仅占卜的方式缺乏一种虔诚的态度，而且祈求的对象也杂乱不一。

天、帝、各种类型的神灵、先祖等等都可成为祈求膜拜的对象，没有真正的一神教。

这种对神灵信仰的不确定性反映了当时社会理性意识的觉醒，人们的思想开始从盲从、迷信向独立、怀疑的方向发展。

到了以老子、孔子、墨子为代表的诸子私学思潮兴起的时候，理性的态度已是认识倾向的主导。

诸子私学在认识活动中开始重经验、重理性，神道设教已不是主流。

他们排除了超自然力量的存在或对人事的干涉，对一些一时不能解释清楚的现象往往采取疑者付阙的态度。

他们更注重原则上是可观察到的现象和物体，将那些不具有客观实在性的，不能和其他物体发生相互作用，也不能传递任何信息的各种臆想客体排除在人的认识、分析、研究的领域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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