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大侍御涣，静者也，旅于江侧，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绝久矣”

（《苏大侍御访江浦赋八韵记异》）。

在这首诗中，杜甫还把苏涣比作汉末隐居岘山、不入城府的庞德公。

第二年，杜甫为避乱自潭州入衡州（治所在今湖南衡阳），曾向衡州刺史阳济推荐苏涣：文武双全、才略超人，既有战国名将白起的勇锐，又有西汉大侠剧孟的义风，还有文学家司马相如的文采——“剧孟七国畏，马卿四赋良，门阑苏生在，勇锐白起强”

（《入衡州》）。

并对苏涣寄予这样的厚望：“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

（《呈苏涣》）

但是，从《新唐书?艺文志》、钱易《南部新书》、辛文房《唐才子传》诸书所载的有关资料看，苏涣并不是一个庞德公式的静者，据说他年轻时喜欢剽劫，擅长使用白弩，巴蜀一带的商人很怕他，称为“白跖”

，比作春秋大盗。

后来悔过读书，代宗广德二年（764）中进士，累迁侍御史。

大历四年秋，应新上任的湖南观察使崔瓘之召，来到潭州，入崔幕府，不久弃职闲居，仅与杜甫来往。

崔瓘遇害后，苏涣前往岭南煽动哥舒晃叛乱，大约在大历十年（775），与哥舒晃一起被杀。

杜甫原希望他能“致君尧舜”

，结果竟走上了叛逆之路。

为此，前人对杜甫极口称赞苏涣，感到十分奇怪，有的看作是过情之誉。

明人胡震亨认为，这与杜甫晚年寂寞潦倒有关：“苏涣以盗始，以盗终，其人何如人哉！

杜称为静者，寄诗望其致主尧舜，屡赞不已，殊可怪。

湖南后交游益寥落，穷途倾盖，许与遂至过滥耳。

‘即今漂泊干戈际，屡貌寻常行路人’，岂独为曹将军哉！”

（《唐音癸签》）杜甫晚年的境遇，确实十分凄凉。

“久客多枉友朋书，素书一月凡一束。

虚名但蒙寒暄问，泛爱不救沟壑辱”

（《呈苏涣》）。

虽然他当时还能收到不少信札，但写信的人，大都碍于诗人声名，来敷衍寒暄而已，那些空泛的爱慕之词，对诗人当时的处境，实在毫无帮助。

“虚名”

、“泛爱”

四字，说尽世态人情。

而在这种时候，苏涣怀着真诚的敬慕，突然闯入诗人的生活，对杜甫来说，当然不免有空谷足音之喜了。

不过，如果苏涣只是一个平平庸庸的凡夫俗子，那么，无论他怎样仰慕诗人，恐怕杜甫也不会对他有这样的赞美。

苏涣不是一个真正的“静者”

，但确确实实是一个奇人。

杜甫在苏涣拜访的第二天，即以“记异”

为题，作了一首诗。

这异，既是记其忽然来访之异，也是记其为人之异。

就苏涣一生行事来说，也确实够奇了。

正是遇到这样一个奇人，杜甫才大发奇兴，并写了《记异》这么一首奇诗。

苏涣早年的经历，和西晋周处、中唐韦应物，颇有相似之处，只是后来既没有周处的功业，也没有韦应物的修养。

他本来就是个对现实心怀不满的人，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在怀才不遇、无法施展抱负之时，恢复原先的习性，走上叛逆之路，也是很自然的。

像这样的叛逆者，历史上并不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