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说明之前，她没联想到那代表自己被整了，也不知道他如此机敏，竟先她一步，想到许多。

「错的人不是我。

」她为自己辩解。

「那就是你被栽赃、陷害或犠牲了。

」

这一次，她别开眼神。

他问，「是什么？」

「我人已经在这里了，何必问？」

他盘起手，「我是总理所有事的人，愈能掌握情况愈好。

」

「这关系到隐私。

」

「我不会说出去。

」

问题是，她不想让他知道，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离开台北前，撇在冯阿姨办公室里令她震惊不已的那些话，只是真相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实情，真正令人难堪的，她没有说。

她相信，冯琳雅不会告诉母亲，自己曾经做了那样的事。

尽管当时进入那房里，她才是衣着整齐、理直气壮的人，却也是唯一惊惶而逃的人。

她没有做出任何必须感到羞愧的事，却有洗刷不掉的浓浓恶感。

她很可能一辈子都说不出曾看到什么，更不要提对他说了。

管时锋换个方式继续追问，且不以此为耻。

「我可以叫人把你的行李从山上运下来，最晚后天就能送你走。

」

「我不能回去！

」她的反应一如他预料的激烈。

「我说过，这样很羞辱人！

」

他不懂此事与羞辱有何关连。

「既然如此，」他挥手让服务生上甜点，下垂眼神中藏着一抹锐利，「你可以开始解释到福家村的缘故了。

」

七、八个小时的山路车程，直升机不到一小时就能抵达。

回到福家村差不多傍晚六点，工班已经下工，管时锋直接进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