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流行着一个词儿，叫&ldo;饭碗问题&rdo;，还流行着一句话，是&ldo;毕业即失业&rdo;。

除了极少数高官显宦、富商大贾的子女以外，谁都会碰到这个性命交关的问题。

我从三年级开始就为此伤脑筋。

我面临着承担家庭主要经济负担的重任。

但是，我吹拍乏术，奔走无门。

夜深人静之时，自己脑袋里好像是开了锅。

然而结果却是一筹莫展。

眼看快要到1934年的夏天，我就要离开学校了。

真好像是大旱之年遇到甘霖，我的母校济南省立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托人邀我到母校去担任国文教员。

月薪大洋一百六十元，是大学助教的一倍。

大概因为我发表过一些文章，我就被认为是文学家，而文学家都一定能教国文，这就是当时的逻辑。

这一举真让我受宠若惊，但是我心里却打开了鼓：我是学西洋文学的，高中国文教员我当得了吗?何况我的前任是被学生&ldo;架&rdo;（当时学生术语，意思是&ldo;赶&rdo;）走的，足见学生不易对付。

我去无疑是自找麻烦，自讨苦吃，无异于跳火坑。

我左考虑，右考虑，终于举棋不定，不敢答复。

然而，时间是不饶人的。

暑假就在眼前，离校已成定局，最后我咬了咬牙，横下了一条心：&ldo;你有勇气请，我就有勇气承担!&rdo;

于是在1934年秋天，我就成了高中的国文教员。

校长待我是好的，同学生的关系也颇融洽。

但是同行的国文教员对我却有挤兑之意。

全校三个年级，十二个班，四个国文教员，每人教三个班。

这就来了问题：其他三位教员都比我年纪大得多，其中一个还是我的老师一辈，都是科班出身，教国文成了老油子，根本用不着备课。

他们却每人教一个年级的三个班，备课只有一个头。

我教三个年级剩下的那个班，备课有三个头，其困难与心里的别扭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在这一年里，收入虽然很好（一百六十元的购买力约与今天的三千二百元相当），心情却是郁闷。

眼前的留学杳无踪影，手中的饭碗飘忽欲飞。

此种心情，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但是，幸运之神（如果有的话）对我是垂青的。

正在走投无路之际，母校清华大学同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互派留学生的合同，我喜极欲狂，立即写信报了名，结果被录取。

这比考上大学金榜题名的心情，又自不同，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积年愁云，一扫而空，一生幸福，一锤定音。

仿佛金饭碗已经捏在手中。

自己身上一镀金，则左右逢源，所向无前。

我现在看一切东西，都发出玫瑰色的光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