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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第2页）

再从史实方面看，誓碑规定优待柴氏子孙。

太祖刚即位，就把周恭帝母子迁往西京洛阳，洛阳经五代战乱时已残破萧条。

而在立碑那年更是将其母子由洛阳迁往房州，房州位于今湖北房县，地处大巴山区，不但远离东京开封，且偏僻荒凉人烟稀少。

到开宝六年，周恭帝柴宗训正值二十岁之青春年华，就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太祖要子孙&ldo;不杀大臣及言事官&rdo;，理应身体力行。

然而查阅《宋史&iddot;太祖本纪》、《续资治通鉴长编》等的记载，其在位十几年中并不少杀大臣，总计有八十八人之多。

其中，谋反罪二十二人，坐赃罪二十五人，失职罪三十三人，其他八人，上至枢密直学士、殿前都虞侯、州刺史，下至监察御史、县令等，皆有被杀者，太祖是北宋诸帝中杀臣子最多者。

另外，誓碑的收藏方式也过于奇特，这种能平抑舆论、安定人心而有利于巩固统治的誓约内容完全可以公开，以显示统治者的仁德宽厚，达到收买人心的效果，让士大夫们感恩戴德，忠心维护赵氏的江山，这样的好事何必隐藏得如此神秘？宋徽宗北迁金国，备受蹂躏和屈辱之后。

却还牢牢记得誓碑中不杀大臣和言事官的内容，千方百计地要人转告远在千里之外的高宗，这也实在有点违背常理。

高宗如真的通过曹勋了解此事，就应该遵守祖宗遗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建炎元年七月，腰斩右谏议大夫宋齐愈；八月，杀太学生陈东和上书人欧阳澈。

建炎三年四月，斩中军统制吴湛；七月，杀御营军官范琼。

绍兴年间，共诛杀大臣十人，最丧心病狂的，莫过于杀害岳飞父子之案。

如此大开杀戒，哪里谈得上半点祖宗&ldo;誓约&rdo;的约束。

那么，此事是如何作伪的呢？杜文玉推测，当时国家残破，人心浮动，为了改变这种离心离德的紊乱局面，获取士大夫们的拥戴，高宗出于此笼络人心的政治需要，协同曹勋特别构思杜撰了这一故事。

其冠以祖宗遗命的外衣，宣传赵氏的深恩厚泽，以进一步迷惑士大夫。

最后，高宗确实通过这一手段，拉拢到主和派、主战派众大臣，取得大批士大夫的拥戴，初步稳定了局势。

也有学者反对将其全盘否定，认为誓碑的有无虽然没有更多的史料可以证明，但也没有完全否定的依据。

宋廷礼遇后周宗室后裔应大致不差。

北宋优待士大夫，不轻易诛杀大臣也是事实。

太祖在位时主要因谋反和贪污受贿罪处死过一批官吏，这是开国初期整顿吏治所必需的。

《宋史&iddot;太祖本纪》记载当时严加惩治贪官污吏，赞他：&ldo;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

&rdo;赵翼《廿二史札记》中&ldo;宋初严惩赃吏&rdo;条也谓：&ldo;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

盖宋祖亲见五代时贪吏恣横，民不聊生，故御极以后，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浊乱之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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