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委和毛泽东同志于八月十二日复电，同意攻济打援，并预计了可能出现的三种结果：第一，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即既攻克济南，又歼灭大部分援敌；第二，打一个歼灭战，即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援敌；第三，济南既未攻克，援敌又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寻战机。

同时又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第三方案&ldo;弱点是只以两纵占领飞机场，对于济南既不真打，并不真援。

邱清泉、区寿年兵团之所以真援开封，是因为我们真打开封。

敌明确知道我是阻援，不是打援，故以十天时间到达了开封。

如果你们此次计划不是真打济南，而是置重点于打援，则在区兵团被歼，邱黄两兵团重创之后，援敌必然会采取（不会不采取）这种谨慎集结缓缓推进方法。

到了那时，我军势必中途改变计划，将重点放在真打济南。

这种中途改变计划，虽然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好，但丧失了一部分时间，并让敌人推进了段路程，可能给于战局以影响&rdo;。

并且指示：&ldo;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援敌之目的&rdo;。

接到军委上述复示后，以得悉敌人空运第十九旅到济南，增加防守兵力。

这时，我已率野直机关及部分纵队干部到达曲阜与谭震林同志会合，我们商量后认为，为确保攻济必克，须加强兵力才能奏效，但是又感到不论打援下攻坚，手中兵力尚非绝对优势。

于是，我们于八月二十三日联名报告军委，要求调苏北主力部队（除留一至两个旅在苏北坚持外）北上参战。

次日，军委批准除第三十三旅、第三十四旅留在苏北外，苏北兵团的两个纵队和一个旅北上参战。

这样，在攻济打援战场上敌我兵力对比，我们取得了优势。

军委对战役采取极其慎重的态度。

根据山东战场敌我力量对比，八月二十六日指出，必须预先估计三种可能情况：（一）在援敌距离尚远之时攻克济南，（二）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挤南，（三）在援敌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

二十八日又指示我们：&ldo;最重要者是一个月左右还不能攻克济南，必须大量歼灭援敌，例如六个旅、八个旅或更多些，根本停止了援敌前进，给我以所需要的一切攻城时间，例如一个半月，两个月，或更多些（打临汾曾费去七十二天）才能克城，你们的根本出发点应放在这种情况上。

我们不是要求你们集中最大兵力，不顾一切硬攻济南，这样部署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要求你们的是以‐部兵力真攻济南（不是佯攻，也不是只占飞机场），而集中最大兵力于阻援和打援。

&rdo;这就是军委&ldo;攻济打援&rdo;方针形成的过程。

军委着重提出集中最大兵力阻援打援和真攻济南，给我很大启示；，在中国革命战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上，已发展到最后夺取大城市的新时期，应以新的发展的观点来认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夺取大城市的辩证关系。

以往，不论&ldo;攻城阻援&rso;还是&ldo;围城打援&rdo;，都是为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济南战役则不仅为了歼敌有生力量，而且为了将大城市永久地巩固占领之。

这样。

我们无后顾之忧，可以集中更大兵力去争取前所未有的更大胜利。

华野前委一致拥护这一方针。

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和军委的指示，我决定将参战兵力的百分之四十四组成攻城集团。

将参战兵力的百分之五十六组成打援集团。

攻城集团兵力为六个半纵队及特种兵纵队大部分，附地方武装共十四万人，根据军委指示由许世友任攻城集团司令员，谭震林兼政治委员，王建安任副司令员。

以山东兵团领导机关作为攻城集团的领导机关。

打援集团兵力为八个半纵队及特种兵纵队一部分，附地方武装共十八万人，由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直接指挥。

毛泽东同志同意了我们的方案。

九月十日，许世友同志到达攻城集团指挥所，次日，毛泽东同志发电给他，对攻济打援方针作了很好的说明，指出：&ldo;此次作战剖署是根据军委指示决定的。

即目的与手段应当联系而又有区别。

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

但在手段上即兵力部署上，却不应以多数兵力打济南。

如果以多数兵力打挤南，以少数兵力打援敌，则出援敌甚多，势必阻不住，不能歼其一部，而不能取得攻济的必要时间，则攻济必不成功&rdo;。

在以往的战役中。

我的指挥位置尽力向前推，以便及时了解情况，直接指挥主攻部队，这一次我的指挥位置在宁阳西北的大柏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