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民族现在怎样看待垂败的战局呢?他们很少跟我谈论战争问题，对生活的极端艰苦，轰炸的极端野蛮，他们好像都无动于衷，他们有点茫然、漠然。

一直到1945年春，美国军队攻入哥廷根，法西斯彻底完蛋了，德国人仍然无动于衷，大有逆来顺受的意味，又仿佛当头挨了一棒，在茫然、漠然之外，又有点昏昏然、懵懵然。

惊心动魄的世界大战，持续了6年，现在终于闭幕了。

我在惊魂甫定之余，顿时想到了祖国，想到了家庭，我离开祖国已经10年了，我在内心深处感到了祖国对我这个海外游子的召唤。

几经交涉，美国占领军当局答应用吉普车送我们到瑞士去。

我辞别德国师友时，心里十分痛苦，特别是西克教授，我看到这位耄耋老人面色凄楚，双手发颤，我们都知道，这是最后一面了。

我连头也不敢回，眼里流满了热泪。

我的女房东对我放声大哭。

她儿子在外地，丈夫已死，我这一走，房子里空空洞洞，只剩下她一个人。

几年来她实际上是同我相依为命，而今以后，日子可怎样过呀!离开她时，我也是头也没有敢回，含泪登上美国吉普。

我在心里套一首旧诗想成了一首诗：

留学德国已十霜，

归心日夜忆旧邦。

无端越境入瑞士，

客树回望成故乡。

这10年在我的心镜上照出的是法西斯统治，极端残酷的世界大战，游子怀乡的残影。

1945年10月，我们到了瑞士。

在这里待了几个月。

1946年春天，离开瑞士，经法国马赛，乘为法国运兵的英国巨轮，到了越南西贡。

在这里待到夏天，又乘船经香港回到上海，别离祖国将近十一年，现在终于回来了。

此时，我已经通过陈寅恪先生的介绍，胡适之先生、傅斯年先生和汤用彤先生的同意，到北大来工作。

我写信给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的哥廷根旧友夏伦教授，谢绝了剑桥之聘，决定不再回欧洲。

同家里也取得了联系，寄了一些钱回家。

我感激叔父和婶母，以及我的妻子彭德华，他们经过千辛万苦，努力苦撑了11年，我们这个家才得以完整安康地留了下来。

当时正值第二次革命战争激烈进行，交通中断，我无法立即回济南老家探亲。

我在上海和南京住了一个夏天。

在南京曾叩见过陈寅恪先生，到中央研究院拜见过傅斯年先生。

1946年深秋，从上海乘船到秦皇岛，转乘火车，来到了暌别11年的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