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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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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姆津的观点不仅是强烈爱国主义的，更是极端民族主义的。

尽管他曾经热烈赞扬彼得一世的欧化政策，崇拜西方的文化，但这时他已转而认为俄罗斯无须向欧洲承认自己的愚昧，并对俄国的欧化痛心疾首。

在他看来，外国人垄断了俄国的教育，西方生活方式已经使贵族眼花缭乱、倾家荡产，而现在竟然要触动这个古老国家的整个结构了，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俄罗斯并非尚未开化，不需要由什么人用外国的东西来教训它。

卡拉姆津的这些主张与其说代表了保守贵族的思想，毋宁说是一种旧文化在遭到另一种更为先进的新文化挑战时的本能的抵制。

对斯贝兰斯基这个&ldo;西方瘟疫&rdo;的化身，持敌视态度的不仅仅是保守贵族，任何否定&ldo;俄罗斯精神&rdo;的企图也是仍然处在传统文化支配之下的群众所不能接受的。

对斯贝兰斯基倡导的自由主义改革，&ldo;不论是在宫廷还是在茅舍，到处都是怨声载道&rdo;；而斯贝兰斯基被贬黜的消息，却引起了甚至连暴君之死也不会出现的普遍的欢欣。

当斯贝兰斯基的家属随他之后去流放地时，沿途受到路人唾骂。

这类记述反映了社会的心态。

当时．俄国人民的政治思维还是很不发达的，皇权主义是普遍的社会心理。

占人口9／10的农民中保留着农村公社的形式。

他们在这种共同体中生活，基本上全是不识字的文盲，也从来没有享受过任何公民权利。

封闭的村社环境和沉重的农奴制压迫在农民心理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他们虽然渴望得到自由和土地，并且一再地以自己的斗争动摇着农奴制度，但他们终究是俄国宗法文化的主体。

他们把自己的一切苦难归咎于地主，而把对将来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沙皇身上，认为专制君主的权力越是完整和巩固，他们的希望也就越有可能实现。

因此，他们把任何试图削弱专制政权的人都看作是自己的敌人。

在17世纪至19世纪上半期的大规模农民运动中，一再地出现僭称为王者假沙皇名义领导农民斗争的情况。

对于农民来说，即使在进行反对压迫者的斗争中，他们也需要得到来自上面的领导和准许，哪怕它是虚幻的也好。

在他们看来，只有沙皇和上帝才是他们的同盟者，是使他们免遭侵害的保护人。

他们总是用宗教道德标准和沙皇旨意来证明自己行为的&ldo;合法性&rdo;，如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ldo;俄国人民……固然曾经举行过无数次零星的农民起义去反对贵族和反对个别官吏，但是，除掉冒名沙皇的人充任人民首领并要夺回王位的场合以外，从来没有反对过沙皇。

……相反，沙皇被农民看成人间的上帝：bogvyk，cardaljok，即上帝高，沙皇远‐‐这就是他们绝望中的叹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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