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有煽动闹事者的坏名声，但是我总认为，组织决不作做不到的承诺，因为，那样会使人民失去信心。

我的观点是，我们的行动不应该置于理想的思考之上，而应置于实际的思考之上。

持久抵抗需要大规模的组织系统和大量的资源，而我们又没有大规模的组织系统和大量的资源，我们过去的运动没有迹象表明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快速建立我们的学校以容纳成千上万的学生，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不能向我们的人民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提供的任何东西就几乎都等于零。

与其他人一起，我坚持主张开展为时一周的抵制活动。

全国执行委员会决定，从4月1日开始进行为时一周的抵制活动，这是1954年12月在德班举行的年会上建议的。

但是，代表们拒绝了这个建议，大家赞成开展持久的抵抗运动。

年会是最高级别的会议，它比执行委员会级别还要高，我们不得不肩负起几乎没有可能产生效果的一种抵制运动。

沃尔沃德声明，政府将永久性关闭所有进行抵制活动的学校，参加罢课的学生将被禁止重新上学读书。

由于这次抵制活动，学生家长和社团将不得不介入教育，取代学校的位置。

我向学生家长们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们发表讲话，告诉他们，每一个家庭、每一间简陋房屋以及每一个社团组织都必须变成培养我们的孩子的学习中心。

抵制活动在4月1日开始，并出现了复杂局面，因为这种抵制常常是偶然发生的、无组织和无结果的。

在东兰德，有大约7万名学童受到了影响。

黎明前举行了游行，并号召学生家长们让孩子待在家中。

许多妇女在学校里放哨，动员已经进入学校的学生们离开学校。

在城市东南的一个名叫格米斯顿的小镇上，非洲人国民大会地方分支机构的主席乔舒亚&iddot;马库伊，为800名参加抵制运动的学生开办了一所学校，这所学校持续了三年之久。

在伊丽莎白港，巴雷特&iddot;铁西辞掉了正式的教学职位，专门为参加抵制的学生兴办学校。

1956年，他让70名学生去参加六级标准考试，除了三名学生之外，其他都通过了考试。

许多地方都有临时学校（为了避免引起当局的注意，对外称&ldo;文化俱乐部&rdo;），为参加抵制活动的学生提供学习机会。

政府后来通过了一个法律，从事未经批准的教育工作可处罚款和监禁，警察经常骚扰这些俱乐部，但是许多仍然坚持在地下活动。

最后，社团学校衰败了，面临接受歧视性教育还是干脆不接受任何教育的学生家长大多选择了前者。

我自己的孩子在第七天显灵教会学校学习，这是一所私立学校，不依靠政府补贴。

这次抵制运动应当从两个层面上判断其是否成功：是否达到了直接的目标，是否使更多的人提高了政治觉悟并把他们吸引到斗争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