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朱院长勋鉴：

三十四年七月四日呈悉，董作宾君所著《殷历谱》一书，发凡起例，考证精实，使代远年湮之古史之年历，爬疏有绪，脉络贯通，有俾学术文化，诚非浅显，良深嘉勉，希由院转致嘉勉为盼。

中正午养侍秘[32]

后来的历史不断检验证明，无论是傅斯年、陈寅恪，还是朱家骅、蒋介石，对董作宾工作成就的肯定和对这部著作的赞誉、嘉勉，当是公道和公允的。

半个世纪之后的1995年，即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张光直在他晚年的一篇重要论文《抗战与学术研究‐‐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中指出：&ldo;事实上，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也是产生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重要著作的时代。

例如，我的老师董作宾先生在这段期间完成的重要著作《殷历谱》，对于中国的考古学界而言，是一本开天辟地、创造出一个新局面的著作。

&rdo;[33]张氏的这一评价，台湾学者吴兴文认为&ldo;这虽然不完全是盖棺论定的全盘总结，不过我们可以看出，张光直&lso;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rso;的学子本色以及实事求是的为学精神，足为后人留下典范&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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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面对陈寅恪、李济等学界大腕的赞誉甚至最高当局的嘉勉，董作宾不再像当年郭沫若初次吹捧自己时那样激动亢奋与心中无数了，他对此表现出了少有的冷静、老成与谦虚。

言及此事，董氏认为：&ldo;《殷历谱》这部书，虽然我曾下过十年研究功夫，在四川李庄，手写了一年又八个月，印成了四大本，连图表共占有70万字的篇幅。

在我看这算不得一回事，这只是&lso;甲骨学&rso;里研究方法进一步的一个小小的尝试。

&rdo;然而这个小小的尝试又是何其艰难，&ldo;全书之写印，实系初稿。

有时公私琐务猬集，每写一句，三搁其笔；有时兴会淋漓，走笔疾书，絮絮不休；有时意趣萧索，执笔木坐，草草而止。

每写一段，自助覆阅，辄摇其首，觉有大不妥者，即贴补重书，故浆糊剪刀乃不离左右。

个中甘苦，只自知之&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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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氏著述之甘苦，不只是自知，作为一所之长的傅斯年，亲眼目睹了董作宾治学经历与生活之苦，深得其中况味。

在为这部大著撰写的序言中，傅氏满含深情地说道：&ldo;《殷历谱》者，吾友董彦堂先生积十年之力而成之书也。

彦堂天资高迈，精力过人。

十载兵戈，飘泊于西南大地之间，此谱耗其岁月约三分之一，若四之一，然彦堂一人每日可为之事当常人三四，故若他人为之，即才力相若，不窥园亭，亦或须一纪，此其所以使友朋辈无不羡妒者也。

&rdo;又说：&ldo;虽然，彦堂之治甲骨学将近二十年，此将二十年之月日，皆与余共事中央研究院，余目睹当世甲骨学之每一进步，即是彦堂之每一进步……今彦堂之书，无类书之习，绝教条之科，尽可见之卜辞而安排之，若合符然，其工夫有若门德勒也夫之始为原子周期表，而其事尤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