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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安顿好了这个臭小子，我舒展了一下筋骨，拎起装着空汤碗的袋子往外走。

余淮就站在门口。

我们面对面傻站了一会儿，他穿着黑t恤我穿着白衬衫，形势看起来很像天使挡在病房门口坚决不让死神进门。

到底还是我先客套地开了口，声音很轻，怕吵醒病房里的其他人。

“我听说你去美国了呀，怎么回来啦？”

七年不见，第一句话竟然这么拉家常。

是啊，否则还能怎么样，又不是演电视剧。

我们坐到了下午我跟我爸聊天的长椅上。

夜晚的医院显得文静许多，白天的喧嚣芜杂掩盖了它生死桥的本质，让人严肃不起来。

所以晚上仰头看着红十字的时候，会格外体会到自己的渺小。

“我放暑假，”

余淮说，“一年多没回过家了，我妈病了，我放心不下，回来看看。”

不知怎么，我感觉他有点儿紧张。

“什么病？严重吗？”

“尿毒症。”

我呆住了，却发现自己有点儿想不起来那位只有一面之缘的阿姨了。

“那怎么办，每周透析吗？”

余淮点头：“其实已经换过一次肾了。”

我眨眨眼：“那不是会好转吗？我听说好多人排队好几年都等不到肾源，你妈妈这样真的挺幸运的，天无绝人之路，这只说明未来会越来越好，你别担心。”

他转头看我，可我读不懂他的眼神。

余淮看了我一会儿，忽然笑了，说：“是，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我们之间有了第一次短暂的沉默。

“我记得高中的时候，你爸爸好像一直在非洲工作，现在回来了？”

我开始找话题。

“是，年纪大了，申请调回来了。

落下一身病，上个月也住院了。”

他怎么这么倒霉？

我都有点儿不敢问下去了：“严重吗？”

“没事儿，没有什么大病，就是太累了，晕了一次，休息一下就好了，早就出院了。”

我长出一口气，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