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是个外籍人；北京政府要驱逐一个外籍人时。

最方便的指控藉口就是&ldo;私下交易&rdo;。

我不要送给它一个藉口。

更何况《野火集》已经在北京销了十五万本，这样的书不晓得何时何地会突然成为禁书；更何况，经过我不能解释的巧妙过程，我竟然就被安排在这样的一个旅馆里面……不，我还是暂时不要出面，再等等吧！

可是，北京的法律有多么文明？语言不通、满手粗茧的乡下人在派出所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一个贩夫走卒有多少人权的保障、多少公民的尊严？

将近十点了，我在房里站起又坐下，坐下又站起，电话铃却轰炸似地响起来。

刑警队请我立刻去派出所。

计程车在黑漆漆的胡同里绕着，在一个黑漆漆的胡同口被拦下下来；便衣警察早等在巷口。

一脚高一脚低地踩着凹凸不平的路面，派出所在一个黑漆漆的院落里。

看不清面貌。

刑警边走边讯问：

&ldo;您是台湾的作家？&rdo;

&ldo;是。

&rdo;

&ldo;和侯建威什么关系？&rdo;

&ldo;表兄妹。

&rdo;

&ldo;您为什么来北京？&rdo;

&ldo;处理版权问题。

&rdo;

&ldo;那九千块钱是您的？&rdo;

我愣了一下，又明白过来；表哥大概认为由台胞身份的我来担负这九干块的私下交易比较保险。

&ldo;我可以见见表哥吗？他已经在你们这儿好几个小时了。

&rdo;

&ldo;不。

请等一等。

我们想先跟您谈一谈。

那钱是您的吗？是您要侯建威去换的吗？&rdo;

我沉吟不答。

我该怎么衡量这个情势呢？在一个法治社会里，这笔钱属于我，所谓的&ldo;海外学人&rdo;、&ldo;台胞&rdo;、&ldo;作家&rdo;，或者属于侯建威，一个不会说北京话的中国农民，应该在法律上不构成任何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