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二战&rdo;期间，我被困德国，一待就是10年。

&ldo;二战&rdo;结束后，听说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我连忙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写成的论文，向他汇报我10年学习的成绩。

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问我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

北大为全国最高学府，名扬全球;但是，门槛一向极高，等闲难得进入。

现在竟有一个天赐的机遇落到我头上来，我焉有不愿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

寅恪先生把我推荐给了当时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

寅恪先生在学术界有极高的声望，一言九鼎。

北大三位领导立即接受。

于是我这个三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在国内学术界尚无籍籍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北大的大门。

唐代中了进士，就&ldo;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rdo;。

我虽然没有一日看遍北平花，但是，身为北大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心中有点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吗?

在此后的3年内，我在适之先生和锡予（汤用彤）先生领导下学习和工作，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岁月。

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

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

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

作为系主任，我要向校长请示汇报工作，他主编报纸上的一个学术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谈学术问题，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

从来没见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

此外，在教授会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会上，在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上，我们也时常有见面的机会。

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绝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适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绝不老气横秋，而是活泼有趣。

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难忘。

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贵的古画，为了想让大家共同欣赏，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称赞。

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做纳入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

这时候，印度总理尼赫鲁派印度著名学者师觉月博士来北大任访问教授，还派来了十几位印度男女学生来北大留学，这也算是中印两国间的一件大事。

适之先生委托我照管印度老少学者。

他多次会见他们，并设宴为他们接风。

师觉月做第一次演讲时，适之先生亲自出席，并用英文致欢迎词，讲中印历史上的友好关系，介绍师觉月的学术成就，可见他对此事之重视。

适之先生在美国留学时，忙于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哲学与文化的学习，忙于钻研中国古代先秦的典籍，对印度文化以及佛教还没有进行过系统深入的研究。

据说后来由于想写完《中国哲学史》，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开始认真研究中国佛教禅宗以及中印文化关系。

我自己在德国留学时，忙于同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以及佛典拼命，没有余裕来从事中印文化关系史的研究。

回国以后，迫于没有书籍资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开始注意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在解放前的三年中，只写过两篇比较像样的学术论文：一篇是《浮屠与佛》，一篇是《列子与佛典》。

第一篇讲的问题正是适之先生同陈援庵先生争吵到面红耳赤的问题。

我根据吐火罗文解决了这个问题。

两老我都不敢得罪，只采取了一个骑墙的态度。

我想，适之先生不会不读到这一篇论文的。

我只到清华园读给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听。

蒙他首肯，介绍给地位极高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