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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门家族,再可以用榕树来做比喻:它的根柢纠纷盘结,转辗旋绕,复向四周作扇形的辐射。
中国官僚社会可以比之于生在山巅的榕树。
经过一番调整的作用之后,大家都在向日光的方面争取一席地,既已得之,则互相安静地过着日子。
有几棵站在机会比之别棵较优越的地位,他们都是彼此互相回护着的——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官官相护”
。
普通平民可比之于泥土,所以培养这些树木,供给他们以种种营养质料,俾使之生长。
如孟子当其辩护君子小人之别时所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又似《论语》上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如是,那些树木上承日光煦照,下接土地气液之营养,因以发育繁滋。
有些树木比较来得繁荣,它从泥土吸收较多液汁,而人民坐在他们的荫蔽之下欣赏其茂密的绿叶者,不知此乃吸收土地之液汁而荣发者。
唯官府老爷们则对此情形,固熟知其内容。
那些候补知县闷坐在北京城里候缺的时候,心上牢牢记着,更不断互相讨论着某县缺肥,某县缺瘠。
他们又把国家税收用文学的辞藻称为“民脂民膏”
。
收括民脂民膏的本领是一种科学,其精妙而变化多端,可比之于有机化学。
一个优良化学师能把甜菜根炼成糖,更有本领的能从空气抽收氮素而制成肥料。
中国官场的本领,比之毫无逊色。
可取之处为中国向无固定的阶级之分,没有所谓贵族政治。
衙门阶级并非为永久的世袭制度,像欧洲封建地主的贵族政治那样;也不可以把它跟任何私人的党派相混合。
中国未曾有任何家族足以自夸其祖先在过去五百年中能拱坐而食,未尝一劳动其手足像法兰西的几个贵族或奥地利赫斯堡王族者,除掉一个惟一的例外,那便是孔子的后裔,世袭衍圣公,的确在过去二千年中拱手未尝劳作。
满族旗兵的子孙,他们的祖先在一六四四年征服了中国,其后三百年中可以说真正拱手未尝劳作,而至今清社虽废,他们还是懒惰不肯操作——这是指其大部分而言。
他们现成为社会学者最感兴趣的研究问题的对象:且看一个阶级,受国家的扶养经过三百年之久将生何等后果?他们是中国的真正的有闲阶级,但他们又是惟一例外。
介乎衙门与非衙门阶级之间,其实找不出任何显著而固定的区分痕迹。
所谓家族,非为世袭的阶级而为社会的单位组织。
此等家族之沉浮升降,真是说不尽的千变万化,不可捉摸。
过了四十岁的人,都能亲眼经历:某些人家,怎样由贫贱而兴隆;某些人家,怎样由富贵而衰落。
社会的德谟克拉西,无论在中国或在欧美并非由于任何法制为之维系,却是被我们的放荡的败家浪子所维系着,像有位学者曾这样指出过,此等浪子在中国出品颇为丰富,他们的阔绰的挥霍,使富贵家系的永续成为不可能,因是浪子乃系德谟克拉西的屏障。
文官考试,像中国的科举之类,常可使怀才的志士从社会底层升腾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