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我的生活已经规律到不需要动脑子，就能知道几点该做什么了。

可是在与代维见面后的一整个星期里，我常常忘记带瑜伽垫去上课，也常常忘记今天晚上要吃什么。

以前不会忘。

因为韩千洛一直会盯着我问这个问题。

我想他，疯了一样地想他。

一笔笔划去日历上的时间，倒计时是姚瑶出狱的日子，而倒不去的思念却是我眼里心里都装满的那个身影。

八月中的天气越来越燥热，我望着窗外的倾盆大雨，用手指画着玻璃。

那两只乌龟越来越不安分了，一只总想着能踩着另外一只上位，另一只却一只不肯就范。

我想，如果乌龟会说话，喊得一定是凄厉的‘呀买碟~’

但假使我把其中一只拿到玻璃缸外面，他们又会四肢无措地茫然打转。

就像两个永远不服输的人……都想挣脱打压的枷锁，但又都舍不得对方。

韩千洛的车还是每晚准时出现在楼下。

我假装不知道地开灯关灯。

我想。

只要车还在，至少说明他还活着吧。

否则家里人早就过来收遗产了，想着想着，我突然就从椅子上跳起来，冲到电脑前订了一张飞机票。

我怕韩千洛死了，怕他正在死，怕他脑中最后闪现出来的情景----是我最后最决然离去的身影。

飞机降落在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我拖着一只很小的行李箱走在一句语言也听不懂的大厅里。

我才发现，我不知道韩千洛的家住在哪里。

好吧。

他的背景那么牛逼，是不是随便找个警局问问都能有点端倪？

然后我又发现，我不知道韩千洛叫什么名字……

我该怎么对自己解释，我曾跟这个男人做了半年多的夫妻呢？

电话拨到程风雨那里，我的解释苍白又无力。

他没说什么多余的话，只是用短信发了一条歪歪扭扭的外文短信，让我随便找个出租车跳上去。

到了位置以后再给他们看下面的具体地址和名字。

我还记得他护照上的名字很长，写起来也很奇怪，跟烧焦的意大利面似的。

最失策的是，我以为这里的纬度极高，必然是冰天雪地。

所以我是穿着羽绒服下来的----而事实证明我的地理是生物老师教的。

夏季的内陆高温同样有三十几度，我走一路跳了一路的脱衣舞，终于找到一辆不起眼的出租车。

程风雨说这里的车是不打计时表的。

我问那挨宰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