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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章（第3页）

两位帝国主义者，一位本国政府的叛逆，一位国民党救护的发起者，都应该做为革命文学的师法，于是革命文学便莫名其妙了，因为这实在是至难之业。

于是不得已，世间往往误以两种文学为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39;打打，、&39;杀杀&39;或&39;血血，的。

如果这是&39;革命文学&39;，则做&39;革命文学家、实在是最痛快而安全的事。

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幵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

而又有人说，这不敢开口，又何其怯也?对于无&39;杀身成仁，之勇，是第二条罪状，斯愈足以显革命文学家之英雄。

所可惜者只在这文学并非对于强暴者的革命，而是对于失败者的革命。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39;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39;革命文学、从喷泉出来的即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39;赋得革命，五言八韵，，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

&ot;2他的文章，经过许多岁月，还是值得重看一回的。

鲁迅对于当时的&ot;革命文学&ot;不作过多的期待，直到他回到上海以后，还是如此。

他曾在答冬芬的信中说:&ot;现在所号称革命文学家者，是斗争和所谓超时代。

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倘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命的招牌，便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必然要走人那一条路的。

身在现世，怎么离去?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

社会停滞着，

文艺决不能独自飞跃。

&ot;1他是要投人现实社会去的。

时下若干现代文学史中，把一九三三年在上海所开展文艺自由论争，作

为鲁迅所领导的方向之一。

那次论争是由胡秋原所开始的;他发表了艺术

非&ot;至下&ot;论，认为：&ot;艺术虽然不是至上，然而决不是至下的东西。

将艺术堕

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

&ot;&ot;文化与艺术之发展，全靠各种意

见互相竞争，才有万华缭乱之趣;中国与欧洲文化，发达于自由表现的先秦

与希腊时代，而僵化于中心意识形成之时。

用一种中心意识独裁文坛，结果只有奴才奉命执笔而巳。

&ot;接着发表了钱杏邨〈阿英）理论之清算，喊着要求文

学的自由，其中引用了普列汉诺夫的理论。

另外，当时一位青年作家杜衡（苏

汶）他发表《关于&ot;文学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ot;》攻击&ot;左联&ot;是目前主义，只有策略，不要真理，说:&ot;在知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斗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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