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彦原本就沉默寡言。

来到首都圈之后，大概是觉得自己说话一口九州口音，觉得不好意思，就更不爱说话了。

而长子一彦夭折之后，他便几乎不再开口，就像是觉得自己一开口说话就会带来灾难似的。

邦彦每天都重复着几乎同样的生活。

早晨七点半去上班，不需要加班的话就六点准时下班。

下班回来的路上去经常光顾的酒馆喝一杯啤酒，吃三根烤鸡肉串，然后回家，洗澡，吃晚饭，看电视，十点睡觉。

每周有一个休息日，几乎都在小钢珠店度过。

儿子山神一也犯案之后，他的这种生活也没有任何改变。

另一方面，母亲景子也是一个没有什么特点的女人。

记者们唯一能够打听出来的有关她的情况来自她打工的那家保洁公司。

“干活麻利。

但是，在她负责的那家公寓里，住户跟她打招呼，她也不理人家。

所以，有人投诉过好几次，说她态度不好。”

不过，据说，这个和丈夫一样寡言少语的女人，被工友邀请去唱卡拉ok的时候，却总是应约前往，唱一些七十年代的乡村歌曲。

凶案发生后，景子就辞了工。

各种媒体蜂拥而至，电视上也多次播放过他们打着马赛克的影像。

最近，媒体记者虽然没有当初那么多了，但还是会有一些定期前来采访的记者。

景子有时会把一些变得相熟的记者叫到家里，说些一也小时候的事，都是一些与案件无关的家常。

通过这些家常话可以知道，山神一也高中毕业后就离开了家。

直到这次凶案发生为止的十年时间里，他几乎没有回过家。

大概两个月前，北见在一本周刊杂志上，读到了景子讲的一件往事。

那是她生山神一也时的事。

那天夜里，景子独自一人待在病房里，正要入睡。

生完孩子之后，她一直高烧不退，由于情况严峻，被分到一个单独的病房。

那是川崎市内的一家老旧的医院。

终于要睡着的时候，房门好像开了。

灯虽然熄了，但是月光下可以朦朦胧胧地看到室内的情景。

房门紧闭。